基本概念与认知

基本概念的重要性：

基本概念和基本事实、观点是认知和交流中的核心要素，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

基本定义：

• 基本事实 (Facts)： 指可以被验证或证明为真实存在的陈述或信息。事实通常是客观的，不因个人看法而改变。例如，“地球是圆的”或“水在标准大气压下100摄氏度时沸腾”。 在法律等特定领域，“基本事实”指的是对案件结果有实质影响、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具体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等主要内容所依据的事实。
• 观点 (Opinions)： 指个人对事物或情况的看法、判断或信念。观点是主观的，可能因人而异，并且不一定能被证明为绝对正确或错误。例如，“这部电影很好看”或“我认为夏天是最好的季节”。 观点是观察事物时所处的立场或出发点，是基于个人经验、知识和价值观形成的对事物的评判和态度。
• 基本概念 (Basic Concepts)： 指构成知识和思维的基本单位，是对事物、现象或过程的抽象概括和认识。 概念帮助我们将具有共同属性的事物归类，并赋予其名称或符号，从而简化对世界的认识。 基本概念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意义单元，例如中文中的单个汉字或英文中的单个单词。

它们之间的关系：

1. 事实是观点的基础： 观点常常是基于对事实的认知和解读而形成的。虽然观点本身是主观的，但有力的观点往往建立在对相关事实的准确把握之上。用事实来支撑观点，可以使观点更具说服力。
2. 概念是理解事实和形成观点的工具： 我们通过概念来理解和描述事实。例如，要理解“地球是圆的”这个事实，首先需要理解“地球”和“圆”这两个概念。同样，清晰的概念也是准确表达和交流观点的基础。理论由概念组成，揭示概念之间的关系。
3. 观点可以影响对事实的选择和解读： 尽管事实本身是客观的，但人们在观察和解读事实时，可能会受到自身已有观点的影响，有选择地关注某些事实，或者对同一事实做出不同的解读。
4. 概念的清晰度影响事实的陈述和观点的表达： 如果基本概念模糊不清，可能会导致对事实的错误描述和观点的混乱表达。准确定义和理解基本概念对于清晰思考和有效沟通至关重要。
5. 区分事实与观点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 在信息交流和决策过程中，能够清晰地区分哪些是客观事实，哪些是个人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有助于避免混淆，进行更有建设性的讨论和更理性的判断。

基本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基本概念是我们认识和描述世界的基石；观点则是我们基于事实和概念形成的主观看法。在认知和表达中，我们依赖清晰的概念来理解和陈述事实，并以事实为依据来形成和支撑我们的观点。同时，也需要警惕观点对事实解读可能产生的偏颇，并努力做到基于事实进行理性思考和判断。（在中国社会中，历史都是被篡改或被美化后的历史，人们时刻处在洗脑宣传片中，日常接收到的信息都是严格过滤之后的片面信息；导致普遍的事实与观点不分。更离谱的是，中共会系统性地颠倒或者混淆、甚至创造一些词语的意义，造成基本概念的混淆不清，从而造成人们思维上普遍的反智和愚忠等。所以分清基本概念、事实和观点非常关键，是反对愚民弱民、反对洗脑的第一步。）

事实与观点

阅读资料：

• 批判性思维扫盲：学会区分"事实"与"观点"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学会区分事实与观点是批判性思维的基础能力。

1. 概念定义：

• 事实 (Fact)： 指客观存在、可以被证实或证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现象、事件或数据。事实是可验证的，其真伪不依赖于个人的信仰、感受或解释。
  • 例子： “地球围绕太阳转。”
• 观点 (Opinion)： 指个人对某件事物的看法、判断、感受或信念。观点是主观的，通常无法被客观地验证为真或假，它反映了个人的立场、价值观或偏好。
  • 例子： “巧克力是最好吃的甜点。” “这项政策对社会发展有害。”
• 立场 (Stance)： 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特定问题上所持的坚定态度或主张。立场往往是基于一系列观点和价值观，并可能代表某一群体（如政党、组织）的共同看法。立场比一般的“观点”更具系统性和稳定性，通常涉及更深层次的信念或利益。
  • 例子： “某政党坚持在环保问题上采取积极干预的立场。” “该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了零容忍的立场。”

2. 区分的关键方法：

• 可验证性：
  • 事实： 可以通过查证、实验、观察、数据统计等方式来验证其真伪。如果不能验证，那就不是事实。
  • 观点/立场： 无法通过客观证据来验证其对错，更多是关于“好坏”、“应该与否”、“喜欢与否”的主观判断。
• 客观性 vs. 主观性：
  • 事实： 独立于观察者，不带个人感情色彩。
  • 观点/立场： 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情感或偏好。
• 语言特征：
  • 事实： 常用中性、精确的语言，包含具体数字、日期、地点、名称等。常出现“据报道”、“研究显示”、“数据显示”、“成立于”、“共有X个”等表述。
  • 观点/立场： 常用主观、评价性、情感性的词语。例如：“我认为”、“我相信”、“我觉得”、“应该”、“最好”、“最差”、“很可能”、“显然”、“似乎”、“可能导致”、“令人担忧”等。
• 出处与目的：
  • 事实： 通常来源于可靠的、中立的机构或渠道（如科学报告、官方数据、新闻社等），其目的是提供信息。
  • 观点/立场： 可能来源于个人、组织、媒体评论、宣传材料等，其目的可能是说服、影响、表达情感或维护特定利益。

3. 练习区分：

• 提问自己：
  • 这是可以被证明或证伪的吗？
  • 这是作者/发言者的个人感受或判断吗？
  • 这是否包含评价性词语？
  • 如果其他人有不同的感受，这个陈述还会是真的吗？
• 寻找证据： 对于声称是事实的陈述，尝试寻找支持它的证据。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或者证据模棱两可，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个观点。
• 识别偏见： 了解信息来源的潜在偏见或议程，这有助于识别其所表达的观点或立场。

举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事实部分： 核心事实——中国共产党确实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这是历史记载的客观事件。

• 观点/立场部分： 这句话有明显的非事实性。

  • “没有……就没有……”的表述是一种无法验证的反事实假设。
  • 历史进程充满了无数可能性，不能断言某种结果是唯一的或必然的。即使没有共产党，也可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其他政权。
  • 因此，这句话更多是一种强烈的政治观点和立场表达，而非纯粹的客观事实陈述。

以上举例的这种现象，即通过转移话题并夹杂强烈的、意在固化特定观念的表达，在逻辑和哲学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命名：

1. 逻辑谬误 (Logical Fallacy)：

   • 转移话题 (Red Herring / Ignoratio Elenchi)： 这是最直接的逻辑谬误。指在论证过程中引入与当前讨论主题无关的信息，以分散注意力，从而避免回应真正的论点或难题。您的描述中“转移话题”部分就直接对应此。
   • 诉诸情感 (Appeal to Emotion / Ad Passiones)： 这种表述往往通过激发听众的民族自豪感、爱国情怀、恐惧、希望等情感，来代替理性论证。当它与“洗脑教育”结合时，尤其常见。
   • 循环论证 (Circular Reasoning / Petitio Principii)： 如果论证的结论已经在前提中被假定，那么它就是循环论证。在某些“洗脑”式教育中，可能会出现这种自证自明的结构，让人难以质疑。
   • 非黑即白 (False Dilemma / Black-or-White Fallacy)： 呈现的选项只有两个极端，而忽略了其他可能性。例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如果被理解为“除了共产党领导，中国就没有其他出路”，就带有这种色彩。

2. 修辞与传播策略 (Rhetorical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 宣传 (Propaganda)： 指系统性地传播具有特定倾向的信息（通常是偏颇的、片面的或带有情感色彩的），旨在影响公众的态度、观念和行为。您描述的“洗脑教育”就是一种强烈的宣传。
   • 灌输/教化 (Indoctrination)： 指系统地向某人传授一套信念、原则或思想，通常不鼓励批判性思考或质疑。在某些语境下，这可能是一种贬义词，尤其当它意味着强迫性地接受未经审视的观念时。
   • 言语操控/诡辩 (Rhetorical Manipulation / Sophistry)： 利用语言和论证技巧，以非理性或误导的方式影响他人的思维和信念。

3. 哲学与认知层面：

   • 教条主义 (Dogmatism)： 指固守某种理论、信条或原则，而不顾事实或不接受批判性审查的态度。这种“教育”旨在培养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 认知偏误 (Cognitive Bias)： 这种教育方式往往利用人类固有的认知偏误，例如：
     • 确认偏误 (Confirmation Bias)： 人们倾向于寻找、解释和记忆那些能够支持自己现有信念的信息。这种教育模式正是强化了这一偏误。
     • 权威偏误 (Authority Bias)： 盲目相信权威人物或机构的言论，而不进行独立思考。
   • 思想封闭 (Closed-mindedness)： 这种教育的目的是阻止人们接受不同的观点和信息，从而形成一种思想上的封闭状态。

综合来看，您描述的现象涉及逻辑谬误（如转移话题、诉诸情感），是一种宣传和灌输的修辞策略，其目的在于培养教条主义和利用认知偏误，最终导致思想封闭。

科学与科学精神

“科学”和“科学精神”是理解现代社会和知识体系的关键概念。

科学（Science）

科学是一个系统性的研究领域，它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可被检验的假说和预测来构建和组织知识。科学强调预测结果的具体性和可证伪性，并且不在于寻求绝对无误的真理，而是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尝试揭露和确认客观世界的运作法则和原理。

• 广义与狭义：
  • 广义科学：指所有涉及研究人与自然交互行为规律的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哲学等。
  • 狭义科学：特指自然科学，是研究物质及其存在形式的关系，与人的意识和信仰无直接相关的学问，主要通过实验或调查验证来研究，例如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等。
• 本质：科学是一种体系化、结构化的知识。它通过经验实证的方法，对现象（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归因。
• 方法：科学运用经验的方法、形象构思的方法、逻辑的方法，并强调所有理论都应经受实践的不断检验，理论只有获得足够多的经验证据，才能被认可。
• 特性：科学是客观事物属性和自然规律的反映，是对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总结，是人类认识达到成熟阶段的知识体系。科学与宗教和迷信相对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者。

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

科学精神是指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

• 核心特征：追求认识的真理性，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和辩证性是科学精神的首要特征。
• 主要方面：科学精神包括求实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和宽容精神。其中，求实与创新是最主要的方面。
• 具体表现：
  • 追求逻辑自洽和可重复性检验：追求知识的统一性、兼容性，任何新发现都应努力与现有知识体系兼容，并寻求可重复性检验，实验证据应当是可重复的。
  • 批判精神：认识到科学的可错性，科学发展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通过实验、发现问题、提出新解决方案并不断推进。批判精神也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并保障科学真理的客观性。
  • 探索精神：积极探索、敢于接受挑战。
  • 尊重理性的人文主义精神：尊重实验和观察，基于经验探索最大限度发挥人类理智创造力，并坚持以经验探索和理性分析为基础判断真假、是非、善恶。
  • 超脱功利：纯粹的科学应为求知本身的目的而存在，不以实用为目的，这是一种“自由”的科学。
• 梁启超的定义：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

总而言之，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和活动，而科学精神则是指导这一活动的核心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强调实事求是、批判质疑、不断探索和追求真理。

科技有国界

“科学无国界，科技有国界”这句话非常精辟地概括了科学与科技在本质属性和现实应用上的重要区别。我非常认同这个看法，它揭示了理想主义的普遍性追求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张力。

如何看待“科学无国界”？

1. 追求普遍真理：科学的根本目的是探索和发现宇宙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和普遍真理。这些规律（如物理定律、化学反应原理、生物遗传法则等）是客观存在的，不因国家、民族、文化或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改变。它们是全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
2. 开放的交流与合作：科学的发展依赖于全球科学家的开放交流、思想碰撞、成果共享和国际合作。科学研究的进步往往是站在前人肩膀上，通过跨国界的学术会议、期刊发表、合作项目等形式共同推动的。限制科学交流会阻碍科学自身的进步。
3. 共同的方法论与标准：科学研究遵循共同的、被广泛接受的方法论（如观察、假设、实验、验证）和评判标准。科学结论的有效性需要经过同行的重复验证，这种验证过程也是跨国界的。
4. 服务于全人类福祉的理想：许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增进全人类的福祉，例如攻克疾病、改善环境、探索宇宙等。这种理想本身就超越了国界。

因此，从本质上讲，科学知识的发现、科学精神的追求以及科学方法论的应用，都具有普遍性和超越国界的特性。

如何看待“科技有国界”？

科技是将科学原理应用于实际，创造出具体的产品、技术、工艺和解决方案的过程。与纯粹的科学探索不同，科技在现实中往往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因此呈现出“有国界”的特征：

1. 国家竞争的核心要素：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科技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各国都力图在关键科技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以获取经济优势、军事优势和国际话语权。
2. 知识产权与商业利益：科技成果往往以专利、技术诀窍等形式存在，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些知识产权是企业和国家的重要资产，涉及到巨大的商业利益。各国会通过法律和政策保护本国的科技成果，并限制其向竞争对手的转移。
3. 国家安全与军事应用：许多尖端科技（如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技术等）具有军民两用性，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防实力。各国都会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进行严格管控，防止其落入潜在敌对国家之手。
4. 产业政策与国家扶持：各国政府为了发展本国的科技产业，往往会出台各种产业政策，提供资金支持、税收优惠、人才引进等措施，以扶持本国企业在特定科技领域的发展。这种扶持本身就带有国家边界的色彩。
5. 技术标准与市场壁垒：技术标准本身也可能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工具。掌握了技术标准制定权的国家，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更有利的位置，甚至形成技术壁垒。
6. 人才的竞争与流动限制：虽然科学人才的理想是自由流动，但在现实中，各国也在激烈争夺顶尖科技人才，并可能对涉及敏感技术的科研人员的国际流动设置一定的限制。

因此，科技作为科学知识的应用和转化，在其实施、推广、保护和竞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意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市场规则的影响，从而打上“国界”的烙印。

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启示：

• 科学是科技的基础：“科学无国界”为“科技有国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知识源泉。没有基础科学的自由探索和国际交流，科技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 科技反哺科学：科技的发展也会为科学研究提供新的工具、方法和研究方向，促进科学的进步。
• 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 一方面，我们应坚持科学的开放精神，鼓励国际科学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 另一方面，也需要正视国家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和国家利益的现实存在。如何在促进全球科学进步的同时，维护本国在关键科技领域的安全和发展，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
• 警惕科技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过度强调“科技有国界”，甚至走向封闭的科技民族主义，可能会阻碍全球科技的整体进步，形成技术壁垒，加剧国际冲突，最终损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总结来说，“科学无国界，科技有国界”是一个深刻的洞见。它提醒我们：

• 尊重科学的普遍性和开放性，这是人类知识进步的基石。
• 理解科技在现实世界中与国家利益的紧密联系，这是国际竞争和国家发展的必然。
• 在实践中，需要在促进科学的国际合作与维护国家在关键科技领域的合理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循证医学

好的，我们来详细解析循证医学方法与随机对照试验（RCT）、大型随机对照试验、系统评价、Meta分析以及双盲实验之间的关联。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循证医学是一个顶层的方法论和实践理念，而其他几项则是这种理念下用于产生、评估和综合高质量医学证据的具体研究设计、方法或特征。

想象一个金字塔（证据等级金字塔）：

• 循证医学 (EBM)：是整个金字塔的指导思想和应用框架。它要求临床决策基于金字塔中尽可能高层级的、可靠的证据。

现在我们来看金字塔中的各个层面和构成元素：

1. 双盲实验 (Double-Blind Experiment)：

   • 是什么：这是一种实验设计中的偏倚控制方法，不是一种独立的研究类型。在双盲实验中，研究参与者（如患者）和研究实施者/评估者（如医生、数据分析员）都不知道谁接受了实验干预（如新药），谁接受了对照处理（如安慰剂或标准疗法）。
   • 与RCT的关联：双盲是随机对照试验（RCT）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特点，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安慰剂效应和观察者偏倚，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和可信度。一个高质量的RCT通常会采用双盲设计。
   • 与EBM的关联：EBM高度重视证据的质量。采用双盲设计的RCT被认为是质量更高的证据来源，因为它更有效地控制了偏倚。

2. 随机对照试验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

   • 是什么：这是一种实验研究设计，将研究对象随机分配到不同的组（干预组和对照组），然后比较不同干预措施的效果。
   • 与EBM的关联：RCT是循证医学中评估治疗或干预措施有效性的核心证据来源之一。它们因能较好地控制混杂因素和偏倚，从而提供关于因果关系的较强证据而被高度重视。EBM实践者会积极寻找RCT的结果来指导临床决策。

3. 大型随机对照试验 (Large RCT)：

   • 是什么：就是样本量非常大的RCT。
   • 与RCT的关联：它是RCT的一种，强调了样本量的重要性。
   • 与EBM的关联：大型RCT通常比小型RCT能提供更精确、更可靠的效应估计，并且有更高的统计学效力来检测到即使是较小的真实差异。因此，在证据等级中，大型、设计良好的RCT通常被认为比小型RCT提供更强的证据。EBM更倾向于采纳大型RCT的结果，因为其结论更稳健，偶然性更小。

4. 系统评价 (Systematic Review)：

   • 是什么：这是一种二次研究（研究的研究）。它针对一个明确的临床问题，通过系统、透明的方法全面收集所有相关的原始研究（通常是RCTs），对其进行严格的质量评估，然后综合分析这些研究的结果。
   • 与RCT/大型RCT的关联：系统评价通常以RCTs（包括大型RCTs）作为其主要的纳入研究对象，因为它们是评估干预效果的最佳原始证据。
   • 与EBM的关联：系统评价位于证据等级金字塔的顶端。对于EBM而言，高质量的系统评价是回答临床问题的首选证据来源，因为它提供了对现有最佳证据的全面、无偏倚的总结。

5. Meta分析 (Meta-analysis)：

   • 是什么：这是一种统计学方法，通常用于系统评价中。它将多个独立的、针对同一问题的研究（通常是RCTs）的定量结果进行合并和分析，以得出一个更精确、更稳健的总体效应估计。
   • 与系统评价的关联：Meta分析是系统评价中对数据进行定量综合的工具。一个系统评价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Meta分析（取决于纳入研究的同质性等因素）。如果包含，通常被称为“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
   • 与EBM的关联：包含Meta分析的系统评价，如果执行得当，通常被认为是循证医学中关于干预效果的最高级别证据。它通过汇总多个研究的数据，提高了统计效力，减少了随机误差，能提供比单个研究更可靠的结论。

总结一下它们之间的层级和关系：

• 循证医学 (EBM) 是总的指导原则和实践框架。
• 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 代表了EBM证据等级的顶层，它们综合了多个原始研究。
• 大型随机对照试验 和 随机对照试验 (RCT) 是产生高质量原始证据的主要方法，为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提供素材。
• 双盲实验 是RCT（及其他临床试验）中用于提高研究质量、减少偏倚的关键设计特征。

因此，在实践循证医学时，临床医生会优先寻找关于特定临床问题的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如果找不到，他们会寻找大型、设计良好的双盲随机对照试验。这些研究方法和特征共同构成了循证医学的证据基础。

现代医学

什么是现代医学？

现代医学，通常也称为西医、主流医学或生物医学，是基于科学原理和方法（特别是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来理解、诊断、治疗和预防人类疾病的一套理论体系和实践。其主要特点包括：

1. 科学基础：依赖于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等科学学科的研究成果。
2. 诊断方法：运用各种技术手段进行诊断，如体格检查、实验室检验（血液、尿液等）、影像学检查（X光、CT、MRI、超声等）、内窥镜检查等。
3. 治疗手段：包括药物治疗（化学药物、生物制剂）、手术治疗、放射治疗、物理治疗、基因治疗等。
4. 预防重点：强调通过疫苗接种、健康教育、生活方式干预（如戒烟、合理饮食、运动）、早期筛查等手段预防疾病。
5. 研究驱动：不断通过科学研究（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试验）来发展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并验证现有方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6. 专业化和系统化：医学分为众多专科（如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等），有规范化的医学教育、职业认证和医疗机构管理体系。
7. 关注疾病的生物学机制：倾向于从分子、细胞、器官和系统层面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

现代医学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取得了巨大进步，显著提高了人类的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在控制传染病、治疗许多急慢性疾病方面成效卓著。

循证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关系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不是一种与现代医学并列或对立的医学体系，而是现代医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现代医学框架内部产生的一种重要的医学实践方法论和理念。

它们的关系可以理解为：

1. EBM 是现代医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 现代医学本身就强调科学证据，但早期可能更多依赖于权威、经验或不那么严格的研究。
   • EBM 的出现，是对传统医学实践中某些方面（如过度依赖个人经验、教科书的滞后性、商业推广的影响等）的反思和改进。它强调的是将当前可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系统地、明确地、审慎地应用于临床决策。

2. EBM 为现代医学提供了一套更严谨的决策框架：

   • EBM 强调通过系统地检索、严格地评价（区分证据的质量等级，如随机对照试验、系统评价被认为是高质量证据）和明智地应用研究证据，结合临床医生的专业技能与经验以及患者的价值观和意愿，来做出最佳的医疗决策。
   • 这使得现代医学的实践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和个体化。

3. EBM 推动现代医学的研究和教育：

   • EBM 促进了对高质量临床研究（尤其是随机对照试验和系统评价/Meta分析）的需求和重视。
   • 它也深刻影响了医学教育，培养医学生和医生批判性思维、文献检索与评估能力。

4. EBM 是现代医学实践的理想模式之一：

   • 虽然现代医学的实践中，并非所有决策都能完美遵循EBM的每一个步骤（例如在紧急情况或缺乏高质量证据的罕见病领域），但EBM提供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和标准。
   • 现代医学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基于可靠的证据进行实践，而EBM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和指导思想。

总结来说：

• 现代医学是一个广阔的医学体系，拥有其科学基础、诊断技术、治疗方法和预防策略。
• 循证医学是现代医学内部的一种重要的实践方法和理念，它强调临床决策应基于最佳的科学证据，并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点。
• EBM 不是要取代现代医学，而是要优化和提升现代医学的实践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使其更加科学、严谨和以患者为中心。

可以把现代医学看作是一辆汽车，而循证医学则是这辆汽车的导航系统和质量控制体系，帮助它更安全、更有效地到达目的地（患者健康）。

补充与替代医学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补充与替代医学（CAM）。

什么是补充与替代医学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

补充与替代医学（CAM）是一个广义的术语，指的是主流西医（也称为常规医学、现代医学、生物医学）体系之外的各种医疗保健系统、实践和产品。

这个术语包含两个关键部分：

1. 补充医学 (Complementary Medicine)：指与主流医学一同使用的疗法。例如，癌症患者在接受化疗的同时，也进行针灸来缓解化疗引起的恶心，或者通过冥想来减轻焦虑。这里的关键是“补充”，即作为主流治疗的辅助。
2. 替代医学 (Alternative Medicine)：指取代主流医学的疗法。例如，一个人被诊断出患有某种疾病，但他选择完全放弃医生推荐的常规治疗（如药物或手术），而仅依赖某种草药配方或能量疗法。

实际上，很多疗法既可以作为补充疗法，也可以作为替代疗法，这取决于使用者如何使用它们。由于这种界限有时模糊，所以通常将它们合并称为“补充与替代医学”（CAM）。

近年来，还有一个相关的术语是整合医学 (Integrative Medicine) 或整合健康 (Integrative Health)。这是一种更进一步的理念，它倡导将主流医学与那些有证据表明安全有效的CAM疗法结合起来，以患者为中心，关注整体健康（身、心、灵），并强调医患之间的伙伴关系。整合医学更强调证据和安全性。

补充与替代医学都包括哪些？

CAM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主要类别（这些分类可能有所重叠）：

1. 完整医学体系 (Whole Medical Systems)：

   • 这些是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疗法，很多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 例如：
     • 传统中医药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包括针灸、中草药、推拿、拔罐、气功、太极等。
     • 阿育吠陀 (Ayurvedic Medicine)：源于印度的古老医疗体系，使用草药、特定饮食、按摩、瑜伽和冥想等。
     • 顺势疗法 (Homeopathy)：基于“同类治疗同类”和“无限稀释”的原则，使用高度稀释的物质进行治疗。其科学依据备受争议。
     • 自然疗法 (Naturopathy)：强调人体的自愈能力，采用多种自然疗法，如营养和饮食疗法、草药、水疗、按摩等，并可能包括一些常规医学方法。

2. 身心疗法 (Mind-Body Medicine / Mind-Body Practices)：

   • 这些技术旨在增强心灵影响身体功能和促进健康的能力。
   • 例如：
     • 冥想 (Meditation)：如正念冥想、超觉冥想等。
     • 瑜伽 (Yoga)：结合了体式、呼吸控制和冥想。
     • 太极 (Tai Chi) 和 气功 (Qigong)：结合了特定的缓慢动作、呼吸和精神集中。
     • 针灸 (Acupuncture)：传统中医的一部分，通过在身体特定穴位插入细针来调节身体机能（有时也归类于完整医学体系或手法操作）。
     • 催眠疗法 (Hypnotherapy)
     • 生物反馈 (Biofeedback)
     • 引导想象 (Guided Imagery)

3. 生物基疗法 (Biologically Based Therapies / Natural Products)：

   • 使用在自然界中发现的物质，如草药、食物和维生素。
   • 例如：
     • 草药补充剂 (Herbal supplements)：如人参、银杏叶、圣约翰草等。
     • 膳食补充剂 (Dietary supplements)：如维生素、矿物质、益生菌、鱼油等。
     • 特殊饮食疗法：如生酮饮食、素食疗法等（当用于治疗特定疾病时）。

4. 手法和身体基疗法 (Manipulative and Body-Based Methods)：

   • 基于对身体一个或多个部位的操纵和/或运动。
   • 例如：
     • 脊柱推拿/整脊疗法 (Chiropractic manipulation)
     • 整骨疗法 (Osteopathic manipulation)
     • 按摩疗法 (Massage therapy)
     • 反射疗法 (Reflexology)

5. 能量疗法 (Energy Therapies)：

   • 涉及对身体能量场的运用。分为两类：
     • 生物场疗法 (Biofield therapies)：旨在影响被认为环绕并穿透人体的能量场（生物场），但其存在尚未得到科学证实。例如：灵气疗法 (Reiki)、治疗性触摸 (Therapeutic Touch)、气功（也可归于此）。
     • 生物电磁疗法 (Bioelectromagnetic-based therapies)：使用电磁场，如脉冲磁场、交流电或直流电。

CAM与主流医学的关系：

1. 证据基础的差异：这是最核心的区别。主流医学强调其诊断和治疗方法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研究（如随机对照试验、Meta分析）来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而许多CAM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缺乏同样严格和充分的科学证据支持，有些甚至被证明无效或有害。
2. 理论基础的差异：主流医学基于现代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科学原理。许多CAM疗法，特别是完整的医学体系，有其自身的独特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可能与现代科学的理解不完全一致，甚至相悖（如顺势疗法）。
3. 监管差异：主流医学的从业者（医生、护士等）和产品（药品、医疗器械）受到严格的监管和许可。CAM的从业者和产品的监管则因国家/地区和具体疗法而异，通常不那么严格。
4. 使用方式：
   • 补充使用：当CAM作为主流医学的补充时，其目标通常是缓解症状（如疼痛、恶心）、减轻压力、改善生活质量或促进整体健康。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医学界对某些有一定证据支持且风险较低的补充疗法（如瑜伽、冥想、某些情况下的针灸）持更开放的态度，甚至将其纳入“整合医学”的范畴。
   • 替代使用：当CAM被用来完全替代经过验证的主流医学治疗方法，特别是对于严重疾病（如癌症、心脏病、严重感染）时，主流医学界通常持强烈的保留甚至反对态度，因为这可能导致延误有效治疗，造成病情恶化甚至危及生命。
5. 整合趋势：“整合医学”或“整合健康”代表了一种趋势，即在有充分证据支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将某些CAM疗法与主流医学相结合，提供更全面的、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但这强调的是“证据基础”。

重要考虑：

• “天然”不等于“安全”：许多草药和天然产品可能与其他药物发生相互作用，或产生副作用。
• 安慰剂效应：部分CAM疗法的效果可能源于安慰剂效应。
• 个体差异：不同的人对CAM疗法的反应可能不同。
• 与医生沟通：如果考虑使用任何CAM疗法，尤其是当您正在接受主流医学治疗或患有慢性疾病时，务必与您的主治医生充分沟通，以确保安全和避免不良相互作用。

总而言之，CAM是一个复杂且多样化的领域。其与主流医学的关系正在不断演变，从完全分离到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整合医学的框架下）的有条件融合。关键在于对每种疗法的有效性、安全性进行科学评估，并做出明智的选择。

逻辑与哲学

回答 by gemini-2.5-pro

逻辑与哲学之间存在着极其深刻且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逻辑是哲学的核心工具和基础学科之一，哲学的发展也离不开逻辑的支撑和推动，同时哲学也反过来审视和发展逻辑本身。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它们的关系：

1. 逻辑是哲学的基本工具 (Logic as a Tool for Philosophy)：

   • 清晰思考与精确表达： 哲学探讨的是关于存在、知识、价值、理性、心灵和语言等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非常抽象和复杂。逻辑提供了一套规则和方法，帮助哲学家清晰地思考这些问题，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避免含糊不清和自相矛盾。
   • 论证的构建与评估： 哲学论证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逻辑学（尤其是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为构建有效的哲学论证提供了框架和标准。哲学家运用逻辑规则来组织前提，推导出结论，并评估他人论证的有效性、可靠性和说服力。一个不符合逻辑的哲学论证是站不住脚的。
   • 概念分析： 哲学研究经常需要对核心概念（如“真理”、“正义”、“意识”、“自由意志”）进行精确的定义和分析。逻辑工具（如集合论、谓词逻辑）有助于进行这种细致的概念辨析。

2. 逻辑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Logic as a Branch of Philosophy)：

   • 哲学逻辑 (Philosophical Logic)： 这是哲学的一个专门领域，它研究逻辑的哲学问题，以及将逻辑方法应用于哲学问题。例如：
     • 模态逻辑 (Modal Logic)： 研究必然性、可能性、偶然性等模态概念的逻辑。
     • 时态逻辑 (Temporal Logic)： 研究时间关系和命题真值随时间变化的逻辑。
     • 认知逻辑 (Epistemic Logic)： 研究知识、信念等认知状态的逻辑。
     • 道义逻辑 (Deontic Logic)： 研究义务、允许、禁止等规范性概念的逻辑。
     • 非经典逻辑 (Non-classical Logics)： 如直觉主义逻辑、多值逻辑、模糊逻辑等，它们挑战或扩展了经典逻辑的某些基本原则，并探讨其哲学意涵。
   • 逻辑哲学 (Philosophy of Logic)： 这个分支更侧重于对逻辑本身的哲学反思，探讨逻辑的基本概念、逻辑真理的本质、逻辑的范围和局限性、不同逻辑系统之间的关系等元逻辑问题。例如：“逻辑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逻辑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人类思维的构造？”

3. 哲学为逻辑提供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 (Philosophy Provides Subject Matter and Motivation for Logic)：

   • 许多逻辑系统的发展最初都是为了解决特定的哲学问题。例如，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是为了分析哲学论证的有效性。现代数理逻辑的发展也与哲学中关于数学基础的讨论密切相关。
   • 哲学对语言、意义、真理等概念的探讨，也为逻辑语义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4. 逻辑的发展推动了哲学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Logic Pushes Philosophy Forward)：

   • 现代逻辑（尤其是弗雷格和罗素等人开创的数理逻辑）的出现，对20世纪的哲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催生了分析哲学这一重要流派。分析哲学强调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澄清哲学问题，甚至消解某些传统的哲学“伪问题”。
   • 新的逻辑工具的出现，也使得哲学家能够更精确地探讨一些以往难以处理的复杂哲学概念和问题。

5. 历史上两者紧密交织：

   • 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始，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同时也是重要的逻辑学家（如莱布尼茨、康德、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他们的哲学思想和逻辑研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总结来说：

• 逻辑是哲学的“语法”和“骨架”： 它为哲学思考提供了结构和规则，保证了哲学探讨的严谨性和清晰性。
• 哲学是逻辑的“土壤”和“动力”： 哲学问题激发了逻辑的发展，哲学反思也深化了对逻辑本质的理解。

可以说，没有逻辑的哲学容易陷入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境地；而脱离了哲学关怀的逻辑，则可能仅仅是形式化的符号游戏。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类理性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优秀的哲学家通常需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养，而对逻辑的深入研究也往往离不开哲学的视角。

伦理与道德

我们来分别解释一下“道德”和“伦理”，以及为什么它们经常被放在一起说。

什么是道德 (Dàodé)？

通俗地讲，道德 更侧重于个体内心的是非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它通常与以下方面相关：

1. 良心和内在信念： 道德很多时候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声音，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比如，“做人要诚实”、“要孝敬父母”、“不能欺骗他人”等，这些往往是我们从小被教导并内化于心的信念。
2. 个人品格和修养： 我们常说某人“有道德”或“道德高尚”，指的是这个人具有良好的品格，如善良、正直、诚信、有同情心等。
3. 社会风俗和习惯： 道德也受到社会文化和习俗的影响，是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比如，在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排队等候等，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也属于道德范畴。
4. 实践性： 道德更强调在具体情境下的行为选择和实践。它关乎我们实际怎么做。

简单来说，道德是我们用来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好坏、善恶的“内心标尺”和行为习惯，它更偏向于个体层面和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

为什么伦理 (Lúnlǐ) 和道德 (Dàodé) 通常连在一起说？

尽管在日常用语中，“伦理”和“道德”经常被混用，甚至可以视为同义词，但在哲学和学术层面，它们可以做一些细微的区分，而正是这种区分和紧密联系使得它们常常被连在一起提及：

1. 道德是伦理的研究对象和基础：

   • 伦理（Ethics） 通常被看作是对道德观念和行为进行系统性反思和研究的学科或理论体系。它探讨“什么是善？”、“什么是正确的行为？”、“我们应该如何生活？”、“道德判断的依据是什么？”等更根本的问题。伦理学试图为道德提供理论基础、原则和论证。
   • 道德（Morality） 则是伦理学所研究的具体内容，即社会中实际存在的道德规范、个人持有的道德信念和价值观、以及人们的道德行为。

2.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 你可以把伦理看作是关于“好坏对错”的理论、原则和系统思考（“为什么这样是对的？”）。
   • 而道德更像是这些理论和原则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和实践（“这样做是对的”）。
   • 例如，“不伤害他人”是一个道德准则（道德）；伦理学则会探讨为什么不伤害他人是重要的，它可能基于人的权利、同情心、社会契约等理论来论证（伦理）。

3. 范围和侧重点的微妙差异：

   • 伦理有时更侧重于特定群体或专业领域的行为规范，形成所谓的“职业伦理”，如医学伦理、商业伦理、学术伦理等。这些伦理规范通常是成文的、系统化的。
   • 道德的范围更广泛，可以指普遍的人际关系准则和个人修养。

4. 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 没有实际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困惑，伦理学就失去了研究的对象和意义。
   • 没有伦理学的反思、批判和建构，道德观念就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变得僵化或不合理。伦理学帮助我们审视和改进我们的道德观念。

总结来说：

伦理和道德通常连在一起说，是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和指导行为、评价是非善恶的完整体系。

• 道德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和践行的“好坏对错”标准。
• 伦理则是对这些标准进行更深入、更系统、更具批判性的思考和理论建构。

可以简单理解为：伦理是关于道德的哲学思考和系统理论，而道德是伦理原则在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中的具体实践和体现。 两者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共同引导我们追求良善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因此，人们常常将它们合称为“道德伦理”。

问题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道德差异如何理解，有没有普适性的与地域无关的伦理道德

回答

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道德差异，以及探讨是否存在普适性伦理道德，是伦理学中一个核心且复杂的问题。

如何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道德差异？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确实存在显著差异。理解这些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

1. 文化多样性 (Cultural Diversity)： 这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因素。

   • 历史传统： 每个地区的历史发展、重大事件、英雄人物、神话传说等都会塑造其独特的价值观和道德叙事。例如，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不同文化中的比重不同，就与历史发展路径密切相关。
   • 宗教信仰： 宗教往往是道德规范的重要来源，不同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有其独特的教义、戒律和道德要求，深刻影响着信徒的日常行为和价值判断。
   • 社会结构与习俗： 家庭结构（大家庭、核心家庭）、社会等级、婚丧嫁娶习俗、人际交往方式等都会衍生出相应的道德规范。例如，对长辈的尊敬程度和方式，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体现。
   • 生活环境与经济模式： 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资源丰缺以及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农耕、游牧、工商等）也会间接影响道德观念的形成。例如，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分享和互助可能被视为更高的道德要求。

2. 道德相对主义 (Moral Relativism) 的视角：

   • 描述性道德相对主义： 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上的确存在不同的道德观念和实践，不同文化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种对现实的观察。
   • 规范性道德相对主义： 这种观点更进一步，认为道德的真理性本身就是相对于特定文化或社会的，不存在普遍的、客观的道德标准来评判不同文化的道德。因此，我们不应该用自己文化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其他文化。
   • 理解道德相对主义有助于我们以更包容和尊重的态度看待其他文化的道德实践，避免文化中心主义（认为自己文化最优越）。

3. 情境与功能： 某些道德规范可能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下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促进合作、解决冲突而发展出来的。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背后可能服务于相似的社会功能。

有没有普适性的、与地域无关的伦理道德？

这是一个持续争论的哲学问题。主张存在普适性伦理道德的观点被称为道德普遍主义 (Moral Universalism) 或道德客观主义 (Moral Objectivism)。

支持普适性伦理道德的论据包括：

1. “黄金法则” (The Golden Rule)：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其积极形式“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在世界各大文明和宗教中都有体现，如儒家思想、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这暗示了在人际交往中存在某些跨文化的基本共识。

2. 基本人类需求与共同人性： 所有人类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需求（如生存、安全、归属感、被尊重等）和情感（如喜怒哀乐、同情、羞耻等）。基于这些共同点，可能会衍生出一些普遍的道德原则，以保障这些需求的满足和促进人类福祉。例如，几乎所有文化都谴责无故杀戮、盗窃、欺骗（至少在群体内部）。

3. 对基本伤害的禁止： 大多数社会都发展出禁止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痛苦和伤害的规范。虽然“不必要”和“伤害”的界定可能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理念是相通的。

4. 普世价值的追求： 像正义、公平、仁爱/慈悲、诚实、勇敢、负责任等价值，虽然在不同文化中的具体实践和优先次序可能不同，但作为理想的道德品质，它们在很多文化中都受到推崇。

5.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虽然其制定和推广有其历史和政治背景，但它试图确立一套适用于全人类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本身就体现了对普适性道德原则的追求。

如何调和差异性与普适性？

许多哲学家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 核心道德与边缘道德： 可能存在一个“最小的”或“核心的”普适道德（如不无故伤害、讲真话、关爱弱小等），而更多的道德规范则属于“边缘的”、因文化而异的部分。
• 原则的普遍性与实践的多样性： 普遍的道德原则（如“尊重生命”）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和应用方式。
• “重叠共识” (Overlapping Consensus)： 不同文化和信仰体系可能出于不同的理由，但最终在某些核心道德原则上达成一致。
• 对话与理解： 通过跨文化对话，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此道德观念的异同，并可能发现更深层次的共同点。

结论：

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道德差异，需要我们认识到文化、历史、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并持有一种开放和尊重的态度。同时，尽管道德实践千差万别，但关于是否存在某些普适性的伦理原则（如“黄金法则”、对基本伤害的禁止、对某些核心价值的认同）的探讨仍在继续，并且对构建一个更公正、更和平的全球化世界至关重要。

这通常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很可能的情况是，人类道德既有其深刻的文化地域烙印，也存在某些超越地域和文化的共同基础或向往。

华人与华裔

“华人”和“华裔”这两个词都与中国血统或文化渊源有关，但它们在使用时侧重点和内涵有所不同。

华人 (Huárén)

1. 含义：

   • 广义上： 指的是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无论其国籍在哪里，也无论其出生在哪里。这是一个基于民族或种族身份的概念。
   • 它可以包括：
     • 居住在中国的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 居住在海外，但仍保留中国国籍的中国人。
     • 已经加入外国国籍，但有中国血统的人。
     • 在海外出生，有中国血统的人。
   • 强调的是“中华民族”这个文化和血缘的共同体。

2. 使用场景：

   • 常用来泛指所有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群，例如“全球华人”、“海外华人”。
   • 当谈论文化认同、民族归属感时，更倾向于使用“华人”。

华裔 (Huáyì)

1. 含义：

   • “裔” 字的本意是后代、子孙。
   • 特指： 已经取得所在国国籍的华人后代，或者是在中国以外出生并取得当地国籍的华人后代。
   • 强调的是“后裔”和“居住在海外并取得外国国籍”这一层身份。
   • 所以，华裔通常不包括仍持有中国国籍的人。

2. 使用场景：

   • 当需要明确指出某人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时，例如“美籍华裔”、“马来西亚华裔”。
   • 在讨论海外移民及其后代融入当地社会、身份认同等问题时，常用“华裔”。

主要区别总结：

特点	华人 (Huárén)	华裔 (Huáyì)
核心概念	基于民族/种族和文化认同	基于血缘后代和国籍（通常为外国国籍）
国籍	可以是中国国籍，也可以是外国国籍	通常指外国国籍
出生地	可以在中国，也可以在海外	通常指在海外出生，或移居海外并入籍的华人之后代
范围	更广泛，包含了华裔	相对狭窄，是华人概念下的一个特定群体
举例	中国公民、美籍华人、新加坡华人、马来西亚华人等都可称为华人	美籍华裔、加拿大华裔、澳洲华裔（强调其外国公民身份）

简单来说：

• 所有华裔都是华人。 因为他们有中国血统。
• 但并非所有华人都是华裔。 例如，持有中国国籍、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他们是华人，但不是华裔（因为“裔”有后代和外国国籍的意味）。

在实际使用中，这两个词有时会有交叉，但“华裔”更侧重于法律上的国籍身份和作为移民后代的属性，而“华人”则更侧重于民族和文化上的归属。

附华人诺奖获得者：

好的，以下是按照获奖时间顺序排列的、包括中国国籍（获奖时）和华裔的诺贝尔奖得主名单：

1. 1957年 - 杨振宁 (Chen Ning Yang)

   • 奖项: 诺贝尔物理学奖
   • 获奖理由: “因其对所谓的宇称不守恒定律的敏锐研究，从而导致了有关基本粒子的重大发现。”
   • 注：获奖时为美籍，出生于中国。

2. 1957年 - 李政道 (Tsung-Dao Lee)

   • 奖项: 诺贝尔物理学奖
   • 获奖理由: “因其对所谓的宇称不守恒定律的敏锐研究，从而导致了有关基本粒子的重大发现。”
   • 注：获奖时为美籍，出生于中国。

3. 1976年 - 丁肇中 (Samuel C. C. Ting)

   • 奖项: 诺贝尔物理学奖
   • 获奖理由: “因他们分别独立发现了J/ψ粒子。”
   • 注：获奖时为美籍，父母来自中国。

4. 1986年 - 李远哲 (Yuan T. Lee)

   • 奖项: 诺贝尔化学奖
   • 获奖理由: “因其对基元化学反应过程的动力学研究的贡献。”
   • 注：获奖时为美籍/中华民国籍，出生于台湾。

5. 1989年 -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Dalai Lama, Tenzin Gyatso)

   • 奖项: 诺贝尔和平奖
   • 获奖理由: “为争取西藏自由和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所作的努力。”
   • 注：中国西藏出生，获奖时为流亡状态。其国籍和代表性存在政治争议。

6. 1997年 - 朱棣文 (Steven Chu)

   • 奖项: 诺贝尔物理学奖
   • 获奖理由: “因发展了用激光冷却和捕获原子的方法。”
   • 注：获奖时为美籍，父母来自中国。

7. 1998年 - 崔琦 (Daniel C. Tsui)

   • 奖项: 诺贝尔物理学奖
   • 获奖理由: “因发现了具有分数电荷的激发态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
   • 注：获奖时为美籍，出生于中国。

8. 2000年 - 高行健 (Gao Xingjian)

   • 奖项: 诺贝尔文学奖
   • 获奖理由: “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 注：获奖时为法籍，出生于中国。

9. 2008年 - 钱永健 (Roger Y. Tsien)

   • 奖项: 诺贝尔化学奖
   • 获奖理由: “因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和发展。”
   • 注：获奖时为美籍，父母来自中国。

10. 2010年 - 刘晓波 (Liu Xiaobo)

    • 奖项: 诺贝尔和平奖
    • 获奖理由: “因其为争取中国基本人权所进行的长期的、非暴力的努力。”
    • 注：获奖时为中国国籍。

11. 2012年 - 莫言 (Mo Yan)

    • 奖项: 诺贝尔文学奖
    • 获奖理由: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 注：获奖时为中国国籍。

12. 2015年 - 屠呦呦 (Tu Youyou)

    • 奖项: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 获奖理由: “因她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 注：获奖时为中国国籍。

人均GDP变化

苏共于1921年在华建立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中共于1931年靠武力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并于1949年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在这个新政权下，中国的极度贫困状况持续三十年。直到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中国有了持续高速发展的三十多年，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接近美国的六分之一（依当时汇率）或30%（依购买力）。如同1960至1970年代，人们对当时快速发展的苏联的期待或恐惧，而苏联的人均GDP从未超过美国的三分之一。（国际上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苏联的人均GDP最高大约达到了美国水平的40%到略高于50%之间。关于苏联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峰值，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估算范围，而不是一个精确的公认数字。许成钢教授的估算处于这个范围的偏低一端，其理据在于对计划经济体制性缺陷及其对数据和真实产出质量影响的深刻洞察。其他学者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权重和调整方法，得出相对较高的估算。这种学术上的争鸣是正常的，也反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根据世界银行和IMF的数据，中国2023年按PPP计算的人均GDP大约在 23,000 - 24,600国际元左右。美国2023年按PPP计算的人均GDP与按汇率法计算的数值非常接近（因为国际元是以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为基准的），大约在 80,000 - 83,000国际元左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23年的人均GDP大约是美国的 28% - 30%。

备注：

人均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国际比较中，确实主要有两种计算方式：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 (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这两种方法各有其用途和优缺点，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绝对唯一的“主流”算法，而是根据不同的分析目的和场景来选择使用。不过，在衡量和比较不同国家民众实际生活水平时，购买力平价法被认为更具参考价值。

购买力平价 (PPP) 人均GDP这个指标的诞生，就是为了系统性地衡量和消除这种物价差异带来的统计偏差。当国际组织发布PPP人均GDP时，它已经尽可能地回答了‘如果物价水平拉平了，我们的人均产出和消费能力到底是多少？’这个问题。

所以，当我们看到按PPP计算的人均GDP依然存在较大差距时，这恰恰说明，即便我们享受了相对低廉的物价所带来的购买力提升，我们整体的平均生活水平、能够获取的资源和服务总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显著的追赶空间。 ‘物价便宜’并不能完全弥补人均产出上的差距，PPP数据已经将这一点体现出来了。”

通过这样的解释，可以清晰地表明，不是用PPP去“反驳”物价便宜这个现象本身，而是指出PPP这个工具已经包含了对物价因素的考量，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更接近真实生活水平的比较。

区管式极权制

「区管式极权制」这个词语，如果将其拆解并结合许成钢教授的「制度基因」理论以及他对中国制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做一个通俗的解释。

首先，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在政治学或社会学中广泛使用的标准术语。 它更像是一个描述性的、带有特定理论背景的概括。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

「区管式极权制」= 「区域化管理/分片包干」 + 「极权主义制度核心」

让我们通俗地解释这两个部分：

1. 「区管式」（区域化管理 / 分片包干 / 层层发包）：

   • 想像一下一个巨大的公司或组织，最高领导者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他会把整个国家或管辖范围分成很多个「区域」或「部门」（比如省、市、县、乡镇，甚至更小的网格单元）。
   • 每个区域的负责人（地方官员）就像这个区域的「小老板」或「承包商」。他们被赋予一定的权力，需要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比如经济增长指标、维稳指标、政策执行等）。
   • 「包干」的意味：这些地方负责人在其辖区内有相当大的自主操作空间，只要能完成上级的硬性指标，具体怎么做，上级可能不会管得太细（尤其是在某些非核心事务上）。他们甚至可能为了完成指标而采取一些「土政策」或「灰色手段」。
   • 层层下放，压力传导：这种管理方式会一层一层地往下传递，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每一级都有自己的「管区」和「任务」。

2. 「极权制」（极权主义制度核心）：

   • 权力高度集中于顶层：尽管有「区管」，但最终的、最高的权力仍然牢牢掌握在中央的最高领导层手中。地方的权力是中央授予的，中央可以随时收回或调整。
   • 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力灌输：整个体系贯穿著一套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用来解释一切、指导一切，不容许根本性的挑战。
   • 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和控制：国家权力不仅限于政治领域，而是试图渗透到经济、文化、教育、个人生活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没有真正独立于国家控制的社会空间。
   • 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没有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强大的公民社会来监督和制约各级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权力往往是「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
   • 个人权利服从于集体/国家意志：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认为是次要的，必须服从于所谓的「国家整体利益」或「集体意志」（通常由掌权者来定义和解释）。

两者结合起来的通俗解释：

「区管式极权制」可以理解为：

一个国家虽然在最高层面是极权的（权力高度集中、意识形态统一、全面控制社会），但在具体的管理和执行层面，它又表现出将任务和一定的操作权力下放到各个地方区域或部门，让这些「地方诸侯」或「承包商」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负责完成指标，并对上级负责。

这种制度的特点和可能产生的现象：

• 既有高度的中央集权，又有一定程度的地方灵活性（甚至乱象）：中央掌握大方向和最终控制权，但地方在执行时可能有自己的「小算盘」和「土办法」。
•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普遍现象：地方为了完成指标或谋取自身利益，可能会变相执行中央政策，甚至阳奉阴违。
• 地方竞争与短期行为：地方官员为了政绩（通常是经济指标）会相互竞争，有时会不惜代价追求短期增长，而忽略长期可持续性或民生问题。
• 维稳压力层层下压：社会控制和维稳的任务也会通过这种「区管」方式分解到基层，形成严密的网格化管理。
• 腐败的温床：由于权力在各个「区管」层面相对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容易滋生腐败。
• 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可能「集中力量办错事」：中央一声令下，可以迅速调动全国资源，但也可能因为决策失误或信息不畅而导致全局性的错误。

与许成钢教授观点的联系：

许成钢教授的「制度基因」理论认为中国的制度核心源于中央集权帝制。这种帝制历史上就存在著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或郡县制下的地方治理）的复杂关系。所谓的「区管式极权制」可以看作是这种历史「制度基因」在现代条件下的一种演化和表现形式：

• 「极权制」 核心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基因」。
• 「区管式」 则反映了在广土众民的国家，中央权力必须通过层层代理和区域化管理来实现其统治的历史和现实需要。

这种制度既可能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地方竞争和动员能力释放出一定的经济活力（如改革开放初期的地方积极性），但也因其内在的权力不受约束、缺乏法治和公民参与等「极权」本质，最终会限制国家的长远健康发展和社会的自由进步。

分权式威权制

毛之后的改革开放是在区管式极权制的制度下进行的。区管式极权制使得中国改革的前三十年里，私有企业在下游制造业和服务业大发展。伴随这个发展，中共对全社会的统治一度有所放松，中国在所有制、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媒体等诸多方面逐渐出现有限的多元化，中共本身的意识形态也逐渐弱化。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制度曾一度朝著威权制度，朝著「向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制度」（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或「分权式威权制」转变。但这个转变只是暂时的，在中国精英强烈期待从威权制向宪政转变的时期，从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中国的制度却朝著极权制的过去逆转。当然，任何所谓重复历史只是在新情况下重复某些历史上的基本特点，而不会在所有细节上重复。中国的制度朝著区管式极权制逆转亦如此。

中华帝国制度基因

1911年的共和革命名义上推翻了人类历史上最持久的帝制，但并不能建立稳定的宪政制度。宪政改革和共和革命的一系列失败为在中国推动共产极权主义革命铺垫了道路。极权主义制度创建于崩溃的沙俄，此后立即建立了其对外传播的机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随即在中国建立了其支部──中国共产党。这是极权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起点。但那时中国只是共产国际推动世界革命一个非常边缘的目标。共产国际在各国输出革命普遍失败，唯独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尽管世界上多数国家朝宪政的努力极少一帆风顺，但自己选择并成功建立共产极权主义制度的国家则更为罕见。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会迅猛发展，最终武装夺取政权，成功移植苏俄制度，并深入本土化？解释这一重大的历史「例外」现象。其中的关键在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制度基因与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之间有密切关系。而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与宪政制度所必需的制度基因之间不仅相距甚远，且互相冲突。

市场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对中共党－国带来的巨大灾难，是促成后毛泽东时期中共变化的一个重大因素。中共的目标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经济增长。在苏联东欧集团国家已经进行十多年改革的背景下，中共追随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类型改革。中共声称是邓小平发明了市场社会主义，这在任何方面都不符事实。苏联东欧（苏欧）集团面对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压力，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一系列经济改革，试图扭转颓势，保住共产极权统治。苏欧集团的经济改革一直未能突破极权制的政治、意识形态、制度的基本束缚，也无法解决党政官僚的基本激励机制问题，导致以失败告终。经历二十多年改革之后，整个苏欧体系在1989至1992年之间全面崩溃。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改革是步苏欧改革之后尘，但在挽救极权制方面走得比苏欧要远。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改革期间私有企业从无到有，并发展成中国经济的主体。私有企业是驱动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且，伴随私有企业的大发展，中国的制度曾经一度从极权制朝著有所放松的威权制转变。但是，这个趋势没能持续。2012年以来，极权制的基本成分重新得到巩固，使得中国最终没能完全离开当年苏欧改革的轨迹。在抗拒基本制度变革的力量下，中国改革早期靠区管式极权（威权）制特点得到的「改革红利」，很快就消耗殆尽，使中国没能成为极权制改革的例外。苏欧制度改革失败背后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

改革与极权的张力

文革结束、改革开始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落后的制度会变得更穷困。因此，中国的贫困本身就动摇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个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中共把发展经济作为党的目标，取代党的阶级斗争路线。自上而下的各级政府的排序竞赛中，GDP增速是竞赛目标。在地方政府竞赛机制的强大激励下、在鼓励地方政府以实验的方式提高增速的机制下，地方政府包容甚至支持私有经济，使得许多地区的私有经济得以从无到有大发展，从而全面推动了改革和经济的发展。最终私有产权得到宪法的承认。

即便在中共最具容忍度的有限多元化时期，极权主义的基本要素仍然坚固地统治中国社会。正如邓小平四个坚持的基本核心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党从来就是唯一不可挑战的执政党。党对警察和司法的垄断从来没有改变、党对武装的垄断从来没有改变。虽然私有企业已经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党仍然努力以各种方式控制社会所有企业和组织，差别只是控制的松和紧。虽然曾经一度初步多元化、一度完全垄断有所松动，党仍然保持对传媒的控制；虽然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政治迫害程度减低，导致不同意识形态有所传播，但党仍然控制意识形态的主体。而且，党控制几乎所有银行，控制全国金融资源的大部分；土地全面国有制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成为地方党－政运作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

中共靠保持对社会全面控制的基本制度及极权制在中国的制度基因，使其能在有选择地放松控制，并产生有限的多元化之后，仍然可以朝反方向改变，返回极权主义制度。在共产极权制没有从基本上改变，地方竞争机制尽显弊端的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和治理一起回到重复半个多世纪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死循环（vicious circle）中。习近平试图用高度集权的机制取代改革以来中国地方政府运作的方式，使地方政府丧失大量的有限自主权。中央发布命令并监督地方执行成为地方政府应对本地诸方面的问题，包括突发事件的基本机制。中央发布对地方政府全面考核的指标，监督地方政府执行命令。但正是这个统治机制（与其他因素一起）使得苏联和东欧国家深陷泥潭，也正是这个机制成为苏联不能解决改革、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中共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巩固、加强党对中国社会的全面统治。经济增长最终是为了党的统治，为了党的统治稳定，也为党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地位。一切为了党的统治，决定了中共改革开放的基本特点。在邓后，执行坚持党的领导之四项基本原则的力度逐年加大，超越法律。2007年中共十七大时，这个政治遗产正式被纳入党章。习近平则走得更远，他在中共十九大（2017）把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关于党必须统治天下一切的原则（「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正式纳入中共党章。中共从未放松最基本的限制──任何人不得挑战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不得挑战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得建立独立于共产党的政党或政治组织。

为了维持对全社会的控制，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使用压力和暴力，迫使企业家、非政府组织，和持不同政见者就范。从改革初始的1980年代至今，从来都有持不同政见者和不服从的企业家被监禁。2006年前后起，关于所谓普世价值（民主和宪政的基本价值观）的辩论遍及知识界和中共上层。更有行动分子付诸行动，起草宪政运动的纲领，并征集推动《零八宪章》的签字。对宪政改革的诉求是对极权制的制度基因的公然挑战。2009年，当局监禁因起草和宣扬《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并一直关押到他在监禁中去世。这使得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监狱里获得诺贝尔奖，不仅无法领奖而且最终死于监狱的人。应对中国社会上对宪政改革越来越强的呼声，在刘晓波获诺奖后几个月，2011年初，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代表大会宣布，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段讲话充分表明，中共认为私有产权以及意识形态的有限多元化与共产党要保持的绝对统治形成基本矛盾。中共的解决方案就是以上所谓「五不搞」。除了禁止尚未成为现实的宪政制度外，更重要的是，还要限制甚至消灭已成为现实的私有部门和思想多元化。

中共这些变化意味著改革时期朝威权制放松的演变走到尽头。在中共高层竭力推动下，中国在各方面均朝极权制猛退。2012年底上任的习近平则更大张旗鼓推动这个大趋势，实际上，他不仅推翻中共1990年代总结的关于苏联解体源于改革失败的结论，还有更重要的含意：为了维持党的统治地位，最重要的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政治压制。之后几个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所谓「七不讲」，正式规定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等七个方面为禁区。2015年春，王岐山对福山、青木等来访学者明确表明，党必须领导司法，中国不可能有司法独立，不可能有法治（rule of law）。2013年以来，以「反腐」为名义而展开的大规模集权和压制异己运动，让人看到了毛泽东式的四清运动（文革的准备运动）和史达林式大清洗的影子。中共强制要求全国所有私企，包括外资企业，所有非政府组织都建立党支部。以毛泽东推动大跃进和文革的方式，习近平用亲自领导的多个中央小组取代国务院，架空其他高层领导，并以各种方式推动毛式个人崇拜（虽然均未果而终）。中共重申党直接领导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

1980年代后期，包括戈巴契夫和叶尔钦在内，苏联共产党许多最上层领导人的意识形态都远比中共高层所谓改革派的领导人都更开放、更自由化。戈巴契夫的改革（Perestroika）是自由化和开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改革，是非史达林化的改革，是动摇极权主义基础的改革。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改革派」的领袖则是巩固加强党的统治的改革。而且，苏联的改革是继承自1950年代赫鲁雪夫开始的更深入改革，并接受长期改革失败的教训，是苏共精英的选择。正因如此，才最终得以结束极权主义制度。这些苏共精英继承的某些制度基因与十九世纪末俄国推动宪政改革的精英相似，而且他们的地位够高，他们的政治力量够大，使得他们能亲手推翻极权主义制度。

虽然俄国主张改革的社会精英，包括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比中国主张改革的社会精英对极权制的性质和宪政的性质认识更清楚，但在缺乏建立宪政制度所必须的新的制度基因之情况下，即便成功推翻极权主义制度，俄国最终仍沦为有某种宪政形式的威权制。俄国最缺少的制度基因是普遍的私有产权和公民社会，以及基于此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多元的社会力量。代表各种社会利益的且足够强大自下而上形成的多元社会团体，是保障力量制衡的基础，是宪政的基础。中国的极权制来自苏俄。苏俄极权制崩溃后建立宪政失败的教训，是任何关心中国未来的人都不可忽视的警示。

一方面，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似乎朝全面复辟发展，且试图借助网路监控和人工智慧等新方式更全面地控制社会。另一方面，已经萌芽的新制度基因，私有产权、私企、非政府组织、人权－产权的基本价值观、法治观念、对宪政的理解、社会科学的传播，不仅萌芽，并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部分。人们要保护自身利益的基本动机，从开放的世界得到的启蒙，使得新制度基因的萌芽充满生命力。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这两类制度基因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