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梦”到人类的梦：论余英时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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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然而，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却明确表示，他所怀抱的并非此种以国家强大为导向的“中国梦”，而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类的梦”。本文旨在深入剖析余先生这一深刻论断，将其置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解读。本文认为，余先生的“人类的梦”是对古典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个体自由与免于恐惧的权利——的现代表达；而他对“中国梦”的警惕，则是对一种由国家主导的、服务于极权统治合法性的民族主义的深刻批判。通过与以赛亚·伯林、汉娜·阿伦特等思想家的理论进行对话，本文将论证，余英时的观点不仅延续了中国“士”阶层“道大于势”的传统，更揭示了在21世纪，民族主义作为极权政治最后的动员工具，对普世人性价值构成的潜在威胁。
一、 两种梦的对勘：个体自由的普世性与国家强大的特殊性
余英时先生的论述，首先在“中国梦”与“人类的梦”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这道界限，正是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根本价值排序上的分野。
“人类的梦”：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内核 余先生所描述的“平平安安，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社会，精准地对应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
- “平平安安：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呼应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四大自由”中的“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及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揭示的，极权统治以制造普遍恐惧为基础的本质¹。一个理想社会的首要前提，是个体公民能够享有基本的生命安全和心理安全，不必为政治迫害或国家暴力而恐惧。
-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消极自由的保障。 这正是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其经典论文《两种自由概念》中所定义的“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即在不侵犯他人同等自由的前提下，个人可以不受外部（尤其是国家）干涉地进行选择和行动的领域²。这是个体尊严和创造力的基础。
-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言论自由的神圣性。 这是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中捍卫的核心价值。密尔认为，哪怕只有一个人持有异议，社会也无权使其沉默，因为对思想的压制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³。
因此，余英时的“人类的梦”，是一个以个体权利为本位的普世梦想。它不追求任何抽象的集体荣耀，而是聚焦于每一个具体的人能够过上一种有尊严、有安全感、有自主性的生活。
“中国梦”：民族主义的集体目标 与之相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核心诉求是国家的强大与民族的荣耀。它强调的是集体的、宏大的目标：经济总量超越对手、军事实力威慑全球、在国际舞台上“一言九鼎”。在这种叙事中，个体的价值被定义为其对实现“民族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的贡献度。余英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对“凌驾于世界”的渴望，是“中国人的虚荣心作祟”，是一种危险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情绪。
二、 对民族主义的深刻警惕：防御性工具与攻击性意识形态
余英时先生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展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深刻洞察力。他并非一概否定民族主义，而是对其性质和使用条件做出了严格的限定。
防御性民族主义：一种情境伦理
“民族主义应该只有被侵略时才应该有，那是为了让大家团结起来抵抗外侮。”
这一论述，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防御性的、情境性的工具。它承认，当民族共同体面临外来侵略、生死存亡之际，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情感动员力量，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与众多学者对“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的理解相近，即一种为了保卫共同的政治家园（而非血缘或种族）而形成的团结精神。
攻击性民族主义：极权统治的最后庇护所 然而，一旦脱离了抵抗侵略的特定情境，民族主义就极易蜕变为一种排外的、具有攻击性的意识形态。余英时敏锐地指出：
“中共现在唯一能利用、有号召力的就是这点。”
这句话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困境之一：在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经济高速增长的绩效合法性又面临瓶颈之后，民族主义成为了维持其统治合法性的最后一根、也是最危险的一根支柱。通过不断塑造外部“敌人”，渲染“百年国耻”的受害者心态，并将党的领导与“民族复兴”强行捆绑，当局得以将国内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将对政权的任何批评都打上“不爱国”甚至“汉奸”的标签。
这种操作，印证了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它通过诉诸非理性的集体情感，来压制理性的个体批判，这正是所有威权乃至极权政体在末路时期的惯用伎俩。
三、 “士”的精神传承：以普世价值批判特殊权力
余英时先生的这番话，不仅是一位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宣言，更是其一生所研究和践行的中国“士”之精神的当代体现。
中国传统的“士”，其核心精神在于“士志于道”。“道”是超越具体朝代和君王的普世价值与道德准常。“士”的责任，便是以这一普世的“道”，来衡量和批判现实的政治权力（“势”）。当权力违背了“道”（如暴政、不义），“士”便有责任挺身而出，“以道抗势”。
在当代语境下，余英时先生所坚守的“道”，就是他所说的“人类的夢”——那些基于人性的、关于自由、尊严与安全的普世价值。而他所警惕和批判的，则是那个以“民族复兴”为名，要求个体无条件牺牲，并可能将国家引向非理性狂热的特殊政治权力。他以一位现代“士”的身份，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将“道统”与现代普世价值成功地连接了起来。
结论
余英时先生的“人类的梦”，是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阅尽古今中外无数因权力狂热和集体迷思而导致的悲剧后，回归到最根本的人性价值所得出的朴素而深刻的结论。它深刻地揭示了两种现代化路径的分野：一种是以保障个体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开放社会；另一种，则是以追求国家强大、实现抽象民族荣耀为最高目标的封闭体制。
他的论述，是对所有将国家、民族等集体概念凌驾于鲜活个体之上的意识形态的有力批判。它提醒我们，任何宏大的“梦想”，如果其代价是牺牲个体“平平安安、自由言说”的权利，那么它最终通向的很可能不是复兴，而是一场新的、更精致的奴役。在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今天，余英时先生的这份思想遗产，显得尤为珍贵。它召唤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一切政治的终极目的，都应是回归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回归到那个简单而又无比艰难的“人类的梦”。
参考文献与注释：
¹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²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³ 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论自由》（On Liberty）. 1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