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构建、特征与内在危机
本文为Gemini 2.5 Pro AI生成的内容，最后更新于2025年8月1日。
摘要：在21世纪的全球政治图景中，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已成为一个无法被忽视的核心现象。本文旨在论证，这种民族主义并非历史的自然演进，而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后，由中国共产党（CCP）精心构建和利用的、用以维系其统治合法性的“替代性意识形态”。本文将深入剖析其构建逻辑，阐述其“党国一体”的核心特征，并结合史学泰斗余英时的深刻论断，揭示这种以“受害者叙事”为燃料、以对外强硬为姿态的民族主义，对其内外政策的深刻影响，以及其内在的、通往非理性与冲突的巨大风险。
一、 历史的幽灵：从意识形态破产到民族主义的“上位”
要理解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必须将其置于一个“后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中审视。
共产主义信仰的崩塌：中共的建国神话，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天堂”这一乌托邦承诺之上。然而，从“大跃进”的人为饥荒，到“文革”的十年浩劫，再到“六四”的血腥镇压，这一理想在残酷的政治实践中，早已失去了任何道德感召力。改革开放后对资本主义的全盘拥抱，更是从理论上彻底掏空了其原教旨的合法性。
合法性的深刻危机：当一个政党，其立国的“初心”和“理想”已经名存实亡，它就必须为自己的永恒执政，寻找一个新的、能够凝聚人心的“故事”。否则，民众就会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既然你们早已不信共产主义，凭什么还要永远统治我们？
民族主义的“完美替代”：正是在这种信仰真空的背景下，民族主义，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了中共眼中最完美的“替代性粘合剂”。它无需复杂的理论，直接诉诸于最原始、最强大的民族情感与历史记忆，成为凝聚社会、对抗内外挑战的“最后的神主牌”。
二、 构建的逻辑：以“百年国耻”为基石的“党国民族主义”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并非自发形成，而是由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精心构建的产物。其核心叙事逻辑，是对近代史中“百年国耻”的再利用与再加工。
“受害者-拯救者”的二元叙事：
- 过去（受害者）：反复强调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如何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百年欺凌和羞辱。
- 现在（拯救者）：系统地论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结束这段屈辱史，带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实现“伟大复兴”。
- 未来（对抗者）：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塑造为时刻想要遏制中国崛起的“境外敌对势力”。
“党-国-民族”三位一体的强制捆绑： 这是该叙事的最终目的。通过上述逻辑，党、国家、民族这三个本应相互分离的概念，被巧妙地、强制性地捆绑在了一起。在这个话语体系中：
- 爱国，就必须爱党，因为党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领导者。
- 批评党，就是不爱国，就是“背叛民族”、“递刀子”的“汉奸”。
- 党的利益，被完全等同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这种被官方垄断和定义的民族主义，并非现代意义上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而是一种以血缘、文化和对政党忠诚为核心的“党国民族主义”（Party-State Nationalism）。
三、 余英时的深刻洞见：“唯一能利用的号召力”
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对此的论断，一针见血。他指出：“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已彻底破产，现在唯一能利用、有号召力的就是民族主义。” 这一洞见的深刻之处在于：
揭示了其“唯一性”：余英时认为，在抛弃了所有普世价值之后，中共已无牌可打。
它不能讲共产主义，因为那早已是自相矛盾的谎言。
它不能讲民主自由，因为那是对其一党专政的直接颠覆。
它甚至不能真正地讲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儒家思想中“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精神和“以道抗势”的士大夫风骨，同样是对其绝对权力的巨大威胁。
因此，在掏空了所有价值内核之后，只剩下最原始、最煽动性的“民族主义”这张牌可以打。
暗示了其“工具性”：民族主义并非中共的最终信仰，而是一个被彻底“工具化”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对外转移内部矛盾，对内凝聚统治共识。当经济下行、失业率攀升、社会不满加剧时，通过煽动对美、日、台的仇恨，制造一场民族主义狂欢，是转移焦点、化解内部压力的最廉价、最有效的办法。
四、 内在的危机：非理性的“双刃剑”
然而，将统治合法性完全押注在民族主义这匹烈马之上，是一场极其危险的赌博。这把“双刃剑”在伤害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必然会反噬其使用者。
非理性的排外与社会封闭： 被官方煽动和默许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其非理性的、具有排他性的力量。它极易演变成民间的“U型锁”事件、对外的战狼外交、以及对内无休止的“抓汉奸”运动。这种狂热，最终会摧毁一个社会的理性和开放性，使其与现代文明世界渐行渐远。
统治者的“自我绑架”与政策僵化： 当一个政权将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对外强硬”、“寸土不让”的民族主义承诺之上时，它自己也就被这张牌所绑架了。在任何涉外问题上（如领土争端、贸易摩擦），它都失去了灵活处理和妥协的外交空间。任何理性的、务实的让步，都可能被国内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攻击为“卖国”和“软弱”，从而动摇其统治根基。
通往战争的捷径： 这是最令人担忧的危险。当国内的经济、社会矛盾激化到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转移时，通过一场对外的军事冒险（最可能的引爆点是台湾问题），来彻底引爆民族主义情绪，寻求“最后胜利”，就可能成为统治者眼中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最后选项”。这种逻辑，使得整个地区，乃至全世界，都陷入了巨大的战争风险之中。
结论
余英时先生的论断，是对当代中国政治最精准的画像。它告诉我们，一个失去了信仰内核的极权政体，为了维持其存在，必然会去拥抱那个看似强大、实则充满毁灭性能量的民族主义幽灵。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并非公民社会的自然产物，而是“党国”精心塑造的意识形态工具。它以“历史创伤”为养料，以“伟大复兴”为许诺，以“外部敌人”为靶子，成功地为其统治，提供了共产主义破产后的合法性替代。然而，这种建立在仇恨与非理性之上的凝聚力，是一剂毒药。它在短期内或许能巩固政权，但长期来看，必将把整个国家拖入封闭、僵化、与世界为敌的危险轨道，其最终的反噬效应，值得全世界和所有中国人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