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反共：一支笔的逃亡与一生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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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这位华文世界家喻户晓的科幻小说泰斗，其作品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然而，在他光怪陆离的文字世界背后，是一个至死不渝、从未动摇的反共者。与胡适的理论思辨、傅斯年的政治抗争不同，倪匡的反共源自于他青年时期在中国大陆亲身经历的、险些让他丧命的残酷现实。他的反共，是一场用脚投票的逃亡，是用笔作刀的寓言，是用一生去验证的警告。
冰河、狼与桥：一次塑造一生的逃亡
倪匡反共立场的根源，几乎全部来自于他1950年代在内蒙古的亲身经历。这段经历的荒谬与残酷，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也奠定了他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根本看法。
1956年，年仅21岁的倪匡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的劳改农场（当时称为“劳动改造管理处”）担任公安干警。冬天，当地气温降至零下三四十度，煤炭供应断绝。为了取暖，倪匡与同伴们拆掉了一座早已废弃、被冰雪覆盖的小木桥当柴烧。在他们看来，这是在极端环境下的求生之举。然而，事情被上报后，农场的书记给他定下了“破坏交通”的罪名，并将其上升为“反革命”行为，成立了专案组对他进行审查批斗。倪匡在后来的多次访谈中回忆，他当时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意识到，在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制度下，个人的生命和逻辑根本不值一提，权力者的意志就是一切。
除了“拆桥事件”，另一件广为人知的故事是“养狼事件”。倪匡曾偷偷养了一只小狼，视若宠物。后来，这只狼被农场的领导干部发现后，不由分说地将狼打死，并烹煮吃掉。这件事让倪匡深刻感受到，在这个体制中，权力者对个体生命和情感的漠视与践踏。
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和可能的死亡，倪匡在一位蒙古族朋友的帮助下，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逃亡。他独自一人，骑着一匹马，在冰天雪地中跋涉数月，途径多个省份，最终历经千辛万苦，于1957年7月辗转偷渡至香港。这场惊心动魄的逃亡，不仅是地理上的位移，更是思想上的诀别。他后来反复强调，他反对的不是中国，而是统治中国的共产党，因为他亲身体验过那个制度如何将人性扭曲到极致。
小说里的政治寓言：《追龙》的末世预言
抵达香港后，倪匡开启了他传奇的写作生涯。由于当时香港的政治环境，他无法直接撰文批判共产党，于是他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观察和批判，巧妙地融入到他的科幻小说中，使其作品充满了深刻的政治寓言。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卫斯理系列中的《追龙》。这部小说写于1987年，正值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尘埃落定之际。小说讲述了一个东方城市将会被一条“龙”毁灭的末世预言。书中明确写道：“要毁灭一个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灾，也可以是人祸，人祸的来临，有时候比天灾更可怕。”
书中的“龙”显然是中国大陆政权的隐喻，而那个即将被毁灭的“城市”则被广泛解读为香港。小说的结局是，城市中所有优秀的、有智慧的人都设法逃离，而留下来的城市最终在“龙”的影响下逐渐失去优势，走向衰败。倪匡本人在访谈中从不讳言其创作意图，他直言不讳地说，《追龙》写的就是香港的命运，他对共产党治下的香港前景极度悲观。他解释为何用科幻来表达，因为“小说可以胡说八道，共产党能奈我何？”这体现了他利用创作自由来对抗政治高压的智慧。
访谈中的利刃：“金句”背后的逻辑
小说是寓言，而访谈则是倪匡思想最直接、最锋利的展现。他一生接受了大量采访，留下了许多振聋发聩、广为流传的“反共金句”，这些话语背后是他清晰且从未改变的逻辑。
关于信任：“妓女比共产党更可信” 这是他最惊世骇俗也最著名的论断。在与黄霑等人的访谈中，他解释了背后的逻辑：“妓女是个体，她遵守的是契约精神，你付钱，她提供服务，这是一种诚信。共产党是个组织，它的所有承诺都是为了它当时的政治利益服务的，一旦利益变化，承诺随时可以作废。” 他认为，共产党的“党性”永远高于人性与诚信。
关于爱国：“我爱国，所以我反共” 当被质疑“不爱国”时，倪匡总会激烈地反驳。他明确区分“国家”、“政府”与“政党”的概念。他反复强调：“我当然爱中国，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同胞，但爱国不等于要爱党。共产党不等于中国。正因为我爱这个国家，看到它被这样一个政权统治，我才要反对。”
关于“一国两制”：“根本是矛盾的” 从《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初，倪匡就是最坚定的怀疑论者。他认为“一国两制”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他在访谈中打比方：“一个地方怎么可能同时实行两种制度？这就像说一个房间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怎么可能共存？最终必然是一种制度吞噬另一种制度。”他断言，最终一定是代表强权的“一国”侵蚀代表自由的“两制”。
关于自由：“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倪匡将自由视为香港的生命线。他所说的自由，不仅是言论和出版自由，更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他曾说：“我为什么来香港？因为香港有自由。我写什么都可以，骂谁都可以。如果有一天这种自由没有了，香港就不是香港了。” 他认为共产党的本质就是控制，而控制与自由是天敌。
综上所述，倪匡的反共，是一部由个人苦难、文学寓言和公开疾呼构成的三部曲。他的立场源于对极权体制下人性泯灭的切肤之痛，并透过其汪洋恣肆的想象力，转化为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学作品。他不是理论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用最直白、最通俗、也最尖锐的方式讲述自己信念的作家。他从青年时代的亲身经历出发，通过小说和访谈，构建了一个完整且逻辑自洽的反共思想体系，他的故事和那些被一一应验的“预言”，已成为香港历史和文化中一个无法绕开的独特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