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与“狼性”的背后：看不见的幽灵——社会达尔文主义
本文为Gemini 2.5 Pro AI生成的内容，最后更新于2025年6月17日。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常常听到“内卷”、“996”、“狼性文化”、“末位淘汰”等词汇。它们描述了一种极度激烈的竞争环境，每个人都担心落后，都在拼尽全力向前奔跑。这种现象的背后，潜藏着一个在一百多年前就已传入中国，并深刻影响至今的思想幽灵——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一、 什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和达尔文有何不同？
首先，必须做一个关键澄清：社会达尔文主义 ≠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关于自然界生物的科学理论。其核心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Natural Selection, Survival of the Fittest）。它描述的是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为什么病毒会产生抗药性。这是一个事实描述，本身不包含道德判断。
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它将达尔文的理论错误地、粗暴地套用到人类社会中，认为国家、民族、阶级和个人之间的竞争也像自然界的物种一样，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
- 竞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认为竞争是天经地义、且有益的，强者成功是理所当然，弱者失败是咎由自取。
- 反对社会福利：它认为政府或社会不应该帮助穷人、弱者，因为这会妨碍“自然淘汰”，让“不适应”的基因或个体存续下去，从而拖累整个社会的进步。
- 为不平等辩护：它将贫富差距、阶级固化、甚至种族歧视和帝国主义侵略都合理化为“自然法则”的体现。
简单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一套“丛林法则”的社会应用版，它为强者提供了理论依据，也让弱者对自己的困境感到无力和自责。
二、 “救亡图存”的猛药：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进入中国？
19世纪末，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百年国耻”。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家严复翻译了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
严复并非逐字翻译，而是加入了大量自己的理解和发挥。他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如同一声惊雷，震醒了当时的知识分子。
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社会达尔文主义听起来不像是一种冷酷的哲学，而是一剂救亡图存的猛药。它提供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框架：为什么强大的西方能打败我们？因为他们“适”，我们“不适”。我们应该怎么办？必须通过变革、学习、竞争，让自己也成为“强者”，否则就会被“淘汰”。
这种思想将竞争的主体从“个人”上升到了“国家”和“民族”。它催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奋发图强的集体意志，对后来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中共执政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变体
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以马克思主义为宗，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阶级斗争和最终实现无差别的共产主义，这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是根本对立的。
然而，在中共的执政实践和宣传话语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种经过改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变体。它不再是纯粹的个人或企业间的自由竞争，而是以国家为主导，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大目标的集体竞争。
其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领域的“狼性文化”：
- 改革开放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释放了巨大的经济竞争活力。市场经济的引入，使得“物竞天择”的逻辑渗透到企业管理和个人职业发展中。
- “996工作制”、“末位淘汰制”、“狼性文化”等，都是这种逻辑的极端体现。它要求个体像狼一样去战斗，为了企业和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而无限付出。在这种叙事下，个人的休息权、健康权甚至尊严，都被置于“发展”和“竞争”之后。
2. 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叙事：
- 在官方的宣传和教育中，国际关系常被描绘成一个充满敌意和竞争的“丛林”。美国等西方国家被塑造为时刻想要遏制、打压中国崛起的“霸权”。
- 这种叙事强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记忆，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现实焦虑。它向民众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必须团结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发展国力（经济、科技、军事），才能在这场残酷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胜利”。
3. 意识形态的“洗脑”与统治合法性：
- “洗脑”或说思想塑造，正是通过上述叙事完成的。 它将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捆绑，将个人的价值实现定义为对国家强大的贡献。
- 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这种“国家级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上。 其逻辑是：
- 外部世界是危险的（丛林法则）。
- 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才能带领中国在这场竞争中取胜，避免重蹈“百年国耻”的覆辙。
- 因此，为了集体（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强大，个体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和权利。任何质疑或挑战党的领导的行为，都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绊脚石”。
这套逻辑将一个政治问题（党的统治）巧妙地转化成了一个生存问题（民族的存亡）。它要求人民相信，那个要求个体无限付出的“利维坦”，是保护我们免受外部丛林吞噬的唯一选择。
结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极具诱惑力但又充满危险的思想。它在历史上曾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张目，酿成巨大的人道灾难。
在中国，它最初是作为一剂救亡图存的猛药被引入，激发了民族的危机意识。而在今天，它的变体则深刻地嵌入了社会运转的肌理之中，一方面驱动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个体焦虑，并成为强化威权统治、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宏大目标的有力工具。
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看清许多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那是一种将“生存竞争”奉为圭臬，并可能因此忽视个体幸福与尊严的强大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