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伪史论”：当代中国迷惑行为
本文为Gemini 2.5 Pro AI生成的内容，最后更新于2025年7月9日。
“西方文明伪史论”并非孤例，它是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系列特殊现象的缩影。这些现象在内部往往有其自洽的逻辑和强大的动员能力，但在外部观察者眼中，却常常显得难以理解，甚至与科学、理性和常识相悖。以下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1. 运动式的“动态清零”：一场不计代价的社会实验
在新冠疫情的近三年时间里，中国实施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动态清零”政策。
现象描述：
- 极致的社会管控：一人感染，整栋楼甚至整个小区被封锁；大规模、无预警的城市封锁（如上海）；民众被强制转移至方舱医院。
- 全民化、常态化核酸检测：数十亿人次的核酸检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凭“绿码”出行成为常态。
- 符号化的防疫人员“大白”：身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员成为绝对权力的执行符号，其行为时常引发争议。
- 突然的政策180度大转弯：在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于2022年底全面放弃“清零”政策，导致短期内大规模的感染和医疗挤兑。
内部逻辑与叙事： 官方叙事强调这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体现，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成功保护了数亿人（尤其是老人）的生命安全，避免了西方国家“躺平”造成的大量死亡。在执行层面，它被视为一场必须打赢的“人民战争”，任何成本都是次要的。
国际主流做法对比： 疫情初期，许多国家也采取了严格的封锁措施。但随着病毒变异、疫苗普及和对病毒认识的加深，国际主流做法转向了“与病毒共存”（Living with COVID-19）的策略。其核心是：通过疫苗接种和加强针最大限度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保护高危人群，同时保持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防疫措施（如口罩令、社交距离）会根据疫情曲线动态调整，但以牺牲整个城市功能为代价的长期封锁被普遍视为不可接受。决策过程通常会公开听取公共卫生专家、经济学家等多方意见，并努力在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
国际社会的观感： 中国的做法与国际主流做法的巨大差异，使其显得不可持续且不科学。
- 经济上的自毁：长期、反复的封城对经济、供应链和民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被认为是一种“自残”行为。
- 人道主义危机：次生灾害频发，因封锁无法及时就医的悲剧、民众心理创伤等问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切。
- 科学上的悖论：在奥密克戎变种已呈现高传染、低重症率的特点后，依然坚持用对付原始毒株的方法进行严防死守，被视为违背基本的流行病学规律。
- 突然的转向：毫无预兆的“应阳尽阳”式放开，更让外界对其决策的科学性和连贯性产生巨大质疑，认为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2. 群体性的“爱国”消费抵制：一门情绪化的生意
现象描述： 每当有外国品牌或企业（如H&M, Nike, D&G, NBA）因涉及新疆、香港、台湾等中国认为的核心利益问题发表言论或声明后，中国互联网上会迅速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其流程高度模式化：官媒点名 -> 明星解约 -> 电商下架 -> 网红博主口诛笔伐 -> 网民群起围攻。
内部逻辑与叙事： 这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自发爱国行为。叙事的核心是“你不能一边赚中国人的钱，一边砸中国人的锅”。这种行为被视为对外部“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有力回击，体现了民众的团结和力量。
国际主流做法对比： 在国际社会，消费者抵制通常是民间自发的、基于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推动的行为。例如，因劳工权益问题抵制血汗工厂、因环保问题抵制破坏环境的企业等。这些运动很少由政府或官方媒体直接发起，其信息传播依赖于独立的媒体和社交网络。此外，消费者权利组织也会倡导“购买道德产品”（Ethical Consumption），鼓励人们用消费投票，但其核心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而非强迫性的、运动式的政治表态。因政治言论而对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进行全面抵制的行为相对罕见，且通常局限于特定活动家群体。
国际社会的观感：
- 国家主义驱动而非消费者自发：在外界看来，这更像是一场由官方在背后策划和引导、自媒体推波助澜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而非真正的民间消费者运动。
- 破坏营商环境：这种不可预测的、政治化的抵制行为，极大地增加了在华经营的风险，令外国企业感到恐惧和无所适从。
- 表演性与非理性：烧掉自己花钱买的耐克鞋、砸自己买的苹果手机等行为，被视为非理性的表演。更讽刺的是，这些抵制热潮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风头过后，相关品牌销量时常反弹，凸显其情绪化和短暂性。
3. “战狼外交”与“防火墙”：一个自我矛盾的宣传困境
这是一个在国际观察者眼中最为奇特且矛盾的现象。
现象描述： 一方面，中国的外交官和官方媒体（被称为“战狼”）活跃在推特(X)、Facebook等全球社交媒体上。他们使用一种极具攻击性和对抗性的语言风格，激烈地反击外界对中国的批评，并大力宣传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另一方面，这些被他们用来做宣传的平台（推特、Facebook等），在中国国内却被一个名为“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 GFW）的系统完全屏蔽。普通中国公民如果想访问这些网站，就必须使用俗称“翻墙”的特殊工具，而这种行为在中国法律中是不被允许的，甚至可能面临处罚。
内部逻辑与叙事： 从官方角度看，这两种做法服务于不同目标，并不矛盾。
- “战狼外交”是对外舆论斗争：目的是在国际舆论场上争夺话语权，反击“反华势力”，其主要受众其实是国内民众，意在展示强硬姿态，凝聚民族主义情绪。
- “防火墙”是对内信息维稳：目的是构建一个“网络主权”的保护罩，过滤掉被认为“有害”的外部信息（如对政府的批评、不同的意识形态等），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执政安全。
国际主流做法对比： 在绝大多数民主国家，政府与民众在信息准入上是平等的。政府官员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公共外交，其本国公民也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自由地浏览、评论、批评或赞同。政府的公共外交是在一个开放的、多元声音并存的舆论场中进行的，其言论会受到来自国内外媒体、反对党、普通民众的即时检验和挑战。用国家力量系统性地阻止本国公民访问全球互联网，同时派遣官员在这些平台上进行单向宣传，在国际上没有先例，是独一无二的模式。
国际社会的观感：一个巨大的讽刺 在外界看来，这种“内外有别”的操作，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因为它暴露了深刻的自相矛盾：
讽刺的核心在于：中国官员正在享受一种他们自己国家明令禁止的权利，去赞美那个剥夺了其国民这项权利的制度。
让我们把这个场景具体化：
- 舞台：Twitter (X)，一个允许用户（在遵守其社区规则的前提下）自由讨论、批评各国政府的全球性平台。
- 演员：中国外交官。
- 表演：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自由地行使着言论自由的权利，向世界宣称：“我们中国的制度是优越的！”
- 幕后真相：在他们所赞美的这个“优越制度”下，14亿普通民众被一道无形的墙（GFW）阻隔，被禁止登上这个舞台，被禁止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连观看这场“表演”的权利都没有。
因此，这种行为在国际上非但没有“讲好中国故事”，反而传递了几个强烈的负面信号：
- 深刻的不自信：如果一个制度真的优越，为何要害怕自己的人民接触不同的信息？
- 公然的双重标准：官员可以“奉旨翻墙”进行宣传，而民众则被视为需要被“保护”的巨婴，这暴露了精英与民众之间巨大的权利不平等。
- 沟通的无效性：这种充满攻击性且自相矛盾的宣传，往往会引发反感，加剧了外界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造成了“越宣传、越招黑”的尴尬局面。
这个现象生动地展示了当一个系统试图同时实现“对外开放宣传”与“对内封闭管控”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时，所必然会陷入的逻辑困境。
结论：表象之下的深层动因
将这些现象简单归结为“愚蠢”或“反智”，会错过理解其本质的机会。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行为背后，往往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政治逻辑和维稳需求压倒一切。
- 政治压倒科学：在“清零”运动中，防疫的政治任务压倒了科学的成本效益分析。
- 政治压倒经济：在“爱国抵制”中，维护政治正确的姿态压倒了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和理性。
- 政治压倒常识：在“战狼外交”悖论中，对内维稳的政治需求压倒了对外有效沟通的基本常识。
这些行为与其说是民众的自发选择，不如说是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中，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而进行的社会动员的结果。普通民众在其中，既是参与者，也常常是身不由己的承受者。对于外部世界而言，理解这种独特的“中国逻辑”，是未来几十年与一个日益强大且行为模式迥异的中国打交道时，所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