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定律”：困扰中国的改革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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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Gemini 2.5 Pro AI生成的内容，最后更新于2025年6月27日。
在中国思想史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是一位绕不开的巨匠。在他不朽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他以沉痛的笔触，描述了一个令后世所有改革者都感到不寒而栗的历史怪圈。这个怪圈，被当代历史学家秦晖先生精准地命名为——“黄宗羲定律”。
理解这个定律，是洞察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经济循环，乃至理解当下许多社会现实的一把关键钥匙。
第一部分：什么是“黄宗羲定律”？—— 一个残酷的改革三部曲
黄宗羲本人并未提出一个叫“定律”的东西，他只是观察并记录了一个现象：历朝历代，每当社会矛盾尖锐，朝廷推行旨在减轻民众负担的税费改革后，民众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会在一段时间后，变得比改革前更加沉重。
秦晖将这个历史的“怪圈”提炼为一个清晰的定义：在中国历史上，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其最终结果，反而导致了农民负担的进一步加重。
这个定律描述了一个三部曲式的恶性循环：“并税—加派—再并税—再加派……”
改革前的混乱（杂派丛生）：王朝中后期，除了法定的正规税收（正税）外，各级官僚为了自身开销，巧立名目，搞出无数苛捐杂派（杂派），搞得民不聊生。
看似美好的改革（并税减负）：一位有为的君主或改革家登场，宣布废除所有苛捐杂派，将其合并到正税里，统一征收一个总数，并且这个新税额比原来所有税费加起来还低。这就是所谓的“并税”或“费改税”。
定律显灵，变本加厉（加派复活）：好景不长。因为改革只是废除了旧杂派的名目，但并没有触动官僚体系可以随意创造新杂派的权力。当地方政府又需要用钱时，它们便故技重施，在新的正税之外，重新搞出一套新的苛捐杂派。
最终结局：民众的头上压着两座大山：一座是改革后合并了旧杂派的新正税，另一座是改革后重新冒出来的新杂派。两座山加起来，其总负担远远超过了改革之前的水平。整个社会陷入了一个更深的泥潭。
秦晖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尺蠖效应”。尺蠖走路，先弓背再伸直。国家每一次“伸直”（减负），都只是为了下一次“弓背”（加负）能汲取到更多。
第二部分：定律的根源 —— 从帝制到现代极权，不变的权力内核
为什么这个定律总能应验？因为它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政治问题。其根源在于一种千年不变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结构。而这种结构，在从古代帝制向现代极权制度的演变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被技术强化了。
- 变的是统治技术，不变的是权力结构：
- 帝制的统治能力有限，所谓“皇权不下县”，在广大的乡村，国家权力需要通过乡绅宗族等中间组织进行间接统治。
- 现代极权则借助科技（大数据、监控）和列宁式政党组织，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穿透性，可以直接控制到每一个个体。
- 然而，无论是“朕即国家”的皇权，还是“党领导一切”的现代政权，其最高权力在本质上都是不受外部制约的、绝对的。社会和个人，始终是国家实现其目标的工具和资源，而非国家服务的对象。民众也始终缺乏制度化的权利和渠道，来与国家进行平等的利益博弈。
结论：现代极权制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装备了现代科技的“数字化利维坦”。它的外壳是现代的，但其权力运行的内核，依然是那个不受制约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古老幽灵。只要这个根本的权力结构不变，“黄宗羲定律”就必然会一次又一次地显灵。
第三部分：“黄宗羲定律”在今天的生效与例证
正因为底层的权力结构没有变，所以“黄宗羲定律”会以新的、更隐蔽的形式反复上演。
例证一：1994年“分税制”改革与土地财政的崛起
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现代“黄宗羲定律”案例。
- 改革本身（并税）：1994年，为解决中央财政困难，朱镕基推行“分税制”改革，将增值税等最丰厚的税种大头划归中央。
- 定律显灵（加派的现代变种）：地方政府的税收被拿走了，但其承担的事权（教育、医疗等）却没有减少，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困境。怎么办？它们不能再巧立名目收“费”，但它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更强大的“加派”工具——土地。地方政府开始垄断土地供应，通过大规模征地、然后高价拍卖给开发商，来获取巨额的“土地财政”收入。
- 最终结局：中央巩固了财权，地方则通过“土地财政”，将负担以高昂房价的形式，转嫁给了全社会。民众的整体负担，相比改革前，无疑是几何级数地加重了。这完全符合“黄宗羲定律”的循环。高房价，本质上就是当代中国最沉重、最普遍的一种“新杂派”。
例证二：社保与养老金体系的潜在风险
- 初衷（减负/保障）：建立社保体系的初衷，是为民众提供社会福利。
- 定律的潜在风险：在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体系中，民众缴纳的巨额社保基金，其管理和使用是不透明的。当养老金账户出现巨大缺口时，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延迟退休”。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加派”——要求民众在不增加福利的情况下，延长缴费年限、缩短领取年限。而民众在这个决策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和博弈能力。
例证三：形形色色的“罚款经济”
- 当地方财政紧张时，交警、城管等执法部门的“罚款”指标就会变相增加。这种以维持自身运营或创收为目的的“选择性执法”，对于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主来说，就是一种不可预测、无法规避的“新杂派”。
最终结论
“黄宗羲定律”在今天依然深刻地生效着。因为它所揭示的，是一个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定律：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以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方式，将其成本和负担转嫁给无权利的社会。
唯一的区别在于，古代的“加派”是赤裸裸的、暴力的，而现代的“加派”则往往披上了“市场化”（如土地财政）、“社会保障”（如社保体系调整）或“依法治理”（如各种罚款）的合法外衣。它变得更加隐蔽、更加复杂，也更难以反抗，但其从社会汲取资源的本质，与几百年前黄宗羲所观察到的现象，并无二致。
这个定律像一个幽灵，徘徊在中国历史的上空。它不断地提醒我们，任何技术层面的“减负”改革，如果不能触及那个最根本的权力结构问题——即如何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何保障公民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所有的善意和努力，都可能只是下一次更沉重盘剥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