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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麻扎到“圣战”:新疆伊斯兰教的异化与暴力之路

本文为Gemini 2.5 Pro AI生成的内容,最后更新于2025年7月4日。

新疆的暴力恐怖主义,并非从其本土文化中自然生长出的毒瘤,而是一种现代政治极端思想对古老地方信仰进行“病毒式”感染和劫持的结果。要理解这场悲剧,我们必须首先厘清两个核心问题:新疆的伊斯兰教有何独特之处?它又是如何被以“库特布主义”为代表的暴力“圣战”思想所渗透和异化的?


第一部分:独特的西域传承——新疆伊斯兰教的本来面目

与中东阿拉伯半岛那种以《古兰经》和严格教法为核心的、较为单一的伊斯兰教不同,新疆的伊斯兰教是一幅在丝绸之路上历经千年融合而成的独特文化织锦。

  • 苏菲主义 (Sufism) 的深刻烙印: 其最核心的特征是深受苏菲主义的影响。苏菲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它不满足于仅仅遵守外在的宗教律法,更追求通过内心的修行、冥想和对导师的追随,来达到与真主“合一”的境界。这使得新疆的伊斯兰教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和神秘色彩

    • 麻扎 (Mazar) 文化: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麻扎”文化,即对苏菲派圣徒陵墓的朝拜。在信众看来,这些圣徒是具有神圣力量的“中保”,可以代他们向真主祈福。遍布新疆各地的麻扎,是当地穆斯林最重要的精神中心和社交场所。
    • 对音乐和艺术的包容: 与中东一些教派对音乐的排斥不同,苏菲主义将音乐(如木卡姆艺术)、诗歌和旋转舞视为通向神圣的路径。
  • 与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 新疆的伊斯兰教吸收了大量前伊斯兰时期突厥、波斯甚至佛教的文化元素,形成了一种高度“本土化”的信仰实践。它不是一套冰冷的教条,而是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节庆、婚丧嫁娶紧密相连的生命体系。

小结: 传统的维吾尔族伊斯兰教,本质上是苏菲化的、本土化的、充满文化活力的。它与沙特阿拉伯等地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排斥偶像崇拜和一切“异端”的瓦哈比主义(Wahhabism)截然对立。


第二部分:外来思想的入侵与异化

这种本土化的信仰传统,在20世纪末开始受到两种外来思潮的接连冲击。

阶段一:瓦哈比/萨拉菲主义的“净化”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沙特为代表的瓦哈比/萨拉菲主义(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新疆。它宣扬一种“纯洁化”的伊斯兰,主张回归到先知穆罕默德时期的“原始状态”,并猛烈攻击新疆本土的传统:

  • 攻击苏菲主义: 他们视苏菲派为“异端”,将朝拜麻扎的行为斥为最严重的“以物配主”(Shirk,即偶像崇拜)。
  • 制造内部分裂: 这种思想在维吾尔社会内部制造了深刻的对立——即信奉“纯正”全球伊斯兰的“新教”,与坚守本土传统的“老教”之间的对立。这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社区的凝聚力和传统宗教领袖的权威。

阶段二:库特布主义的“革命”火种 如果说瓦哈比主义只是为新疆的信仰土壤进行了“清场”和“净化”,那么埃及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的暴力思想,则为这片被“净化”的土地,投下了一颗革命的火种。

是的,新疆的恐怖主义,正是受国外库特布主义的直接影响。 它的核心理论,完美地迎合并放大了新疆当地的现实不满:

  1. “特克菲尔”(Takfir) 思想的应用: 库特布主义的核心武器是“特克菲尔”,即将其他穆斯林宣布为“叛教者”。在新疆,这个理论被应用得淋漓尽致:

    • 将政府官员“异教化”: 为无神论的共产党政府工作的维吾尔族干部、警察,被宣布为“穆纳菲格”(伪信者)或“叛教者”,杀掉他们不仅无罪,反而是“净化队伍”的功绩。这就是为什么在多起暴恐案中,受害者也包括大量维吾尔族基层人员。
    • 将不顺从者“异教化”: 那些不接受他们极端思想、继续维持传统信仰的普通穆斯林,同样可以被宣布为“叛教者”,从而为攻击他们提供“合法性”。
  2. 攻击“近敌”的理论: 库特布主义主张,圣战的首要目标不是遥远的西方(“远敌”),而是身边这些“叛教”的穆斯林统治者(“近敌”)。这一理论被新疆的极端分子直接套用: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攻击新疆当地的政府、派出所、军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压迫者”代表。

  3. “圣战”个人义务化: 这是最具煽动性的一点。它告诉心怀不满的维吾尔青年,反抗压迫、发动“圣战”不是国家或学者的事,而是你个人的、刻不容缓的宗教义务。这极大地降低了发动暴力的门槛,将一种国家行为,矮化为个人可以随时执行的恐怖袭击。


结论:从本土信仰到暴力机器的演变链

综上所述,新疆暴力恐怖主义的形成,遵循着一条清晰的演变链:

传统苏菲伊斯兰 → 瓦哈比主义入侵 (制造思想混乱,削弱传统) → 库特布主义渗透 (提供暴力革命理论框架) → 结合本地现实不满 (经济剥夺感、文化焦虑感) → 形成本土化的暴力“圣战”组织 (如“东伊运”)

最终,一个本来和平、包容、充满艺术气息的本土信仰,被一种现代政治极端思想所劫持。这种思想为现实中的种种不满和怨恨,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将社会经济问题和民族文化冲突,扭曲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宗教战争。这不仅是新疆的悲剧,更是全球化时代下,地方传统面对外来极端思潮冲击时脆弱性的一个惨痛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