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操控下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演变与根源
本文为Gemini 2.5 Pro AI生成的内容，最后更新于2025年6月25日。
从砸毁汽车的街头暴力，到席卷网络的信息战争，再到对个体犯罪的政治化解读，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周期性地爆发针对发达民主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浪潮。这些事件看似孤立，实则遵循着一套可被识别的、不断演进的模式。本文旨在按时间顺序梳理这些标志性事件，并深度剖析其背后的驱动机制。
第一部分：案例研究 —— 一个不断演进的动员模式
1. 1999年：反美浪潮 — 街头民族主义的原始形态
- 导火索：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美国坚称是使用过期地图导致的“误炸”。
- 运动形态：在官方媒体“蓄意侵犯主权”的定性与高强度情绪化报道下，全国多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包围、冲击、打砸美国使领馆，投掷石块、焚烧国旗。
- 模式特征：这是早期最原始的模式。官方打开默许的闸门，民间积压的愤怒以一种直接、粗暴的物理形式宣泄在代表对方国家的符号上（使领馆）。
2. 2012年：反日示威 — 从符号攻击到无差别内耗
- 导火索：日本政府宣布对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实施“国有化”。
- 运动形态：超过80座城市爆发反日示威。运动迅速失控，演变为一场针对“日本元素”的无差别暴力狂欢。大量中国人开的日系车被砸毁，中国人经营的日资店铺被抢掠，甚至发生了暴徒用U型锁将中国车主李建利砸成重伤的惨剧。
- 模式特征：模式开始演变。攻击目标从“官方符号”扩大到“民间商业符号”，并最终失控为一场针对同胞财产和人身的“底层互害”。 它暴露了官方在“拧开水龙头”后，对汹涌民意的控制力是有限的。
3. 2017年：反韩“萨德”风波 — 经济绞杀的精准打击
- 导火索：韩国乐天集团为美国“萨德”反导系统提供部署土地。
- 运动形态：街头暴力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场由政府在幕后协调的、精准的经济绞杀战。消防、卫生等部门对乐天进行“突击检查”令其停业；赴韩旅游团被全面叫停；韩国艺人及文化产品在中国市场被彻底封杀。
- 模式特征：模式进化得更为“成熟”和高效。从混乱的街头运动，升级为由国家机器直接执行的、以市场准入为武器的经济胁迫。
4. 2021年：新疆棉事件 — 议程设置的主动出击
- 导火索：共青团中央等官方机构突然翻出H&M、耐克等品牌在一两年前发表的“拒用新疆棉”的旧声明，并将其引爆。
- 运动形态：一场全网动员的抵制运动，电商平台下架、艺人解约、网民口诛笔伐。
- 模式特征：模式再次进化。官方不再是被动回应外部事件，而是能够主动设置议程，选择一个时机、一个目标，凭空制造一场舆论风暴，以达到对冲西方人权压力、分化跨国公司的战略目的。
5. 2023年：福岛核废水宣传战 — 信息武器化的舆论恐慌
- 导火索：日本开始排放经处理的福岛核电站废水，该计划获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认可。
- 运动形态：中国官方媒体将“处理水”（Treated Water）一律称为“核污染水”（Nuclear-Contaminated Water），通过短视频平台等渠道进行铺天盖地的、妖魔化的宣传，将日本描绘成“向全世界投毒”。这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大规模的恐慌性抢盐潮，以及大量针对日本机构和公民的骚扰电话。
- 模式特征：这是一场纯粹的信息战和心理战。事实和科学被完全让位于政治叙事，其目标是在国内制造仇恨，在国际上孤立日本。它标志着民族主义动员已高度依赖于信息控制和认知塑造。
6. 2024年：苏州日本人被刺事件 — 个体刑案的政治化利用
- 导火索：一名中国男子在苏州袭击了一对日本母子，一名中国校车职员胡友平女士为阻止行凶而身受重伤（后不治牺牲）。
- 运动形态：在官方最初压制信息后，网络舆论迅速将焦点从见义勇为的胡女士，扭曲为一场关于“为何要救日本人”的争论。大量民族主义博主和网民赞美凶手是“英雄”，攻击和辱骂救人的胡女士是“汉奸”，并以此为由掀起新一轮对在华日本人的仇视。
- 模式特征：模式演化到最令人不安的阶段。一个孤立的、无政治动机的刑事案件，可以被长期培养的社会情绪迅速、自发地解读为“民族大义”的体现。 这表明仇恨宣传已经渗透到社会肌理，形成了某种“民间自运转”的逻辑，官方甚至只需要保持沉默，就能达到煽动效果。
第二部分：本质原因分析 — “官方剧本”与“民间演员”的共谋
一、官方剧本：为何要“煽动”？—— 统治术的核心
矛盾转移（The Grand Diversion）：这是最核心、最阴险的目的。当国内经济下行、青年失业率高企、社会不公加剧、公权力滥用等内部矛盾尖锐时，制造或放大一个外部敌人，是转移民众视线、凝聚人心、巩固自身合法性的最廉价、最有效的手段。与其让民众思考“我为什么买不起房”，不如引导他们去恨“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
压力测试与外交施压（Stress Test & Diplomatic Leverage）：通过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式的抵制，向目标国家或企业施加巨大的商业和政治压力，迫使其在外交或商业决策上让步。这是一种非对称的“超限战”，用经济和民意作为武器。
社会控制的演习（Social Control Drill）：每一次这样的运动，都是对国家宣传机器、网络审查系统、社会动员能力的一次全面演练和测试。它检验了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引导、塑造甚至凭空制造民意，并确保这种民意始终在“可控”的轨道内运行。
二、民间演员：为何会“愚蠢”？—— 被精心塑造的头脑
将参与者简单地归为“愚蠢”可能不够全面。他们的行为虽然在结果上是非理性的、自毁的，但其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和心理根源。他们更像是被精心培养、长期浸泡在特定信息环境中的产物。
信息茧房与“真理”的塑造（The Information Cocoon）：在中国，防火墙（GFW）和严格的言论审查构建了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信息环境。民众长期只能接触到一种声音、一种叙事——即官方版本的历史和新闻。在这种环境下，“党=国家”、“爱国=爱党”、“西方=敌人”成为无需思考的“常识”。他们并非天生愚蠢，而是被剥夺了接触多元信息、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工具。
“受害者心态”的集体催眠（The Victimhood Narrative）：长期的“百年国耻”教育，让一种“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受害者心态深入骨髓。这种心态极易被利用，任何来自外界的批评或摩擦，都能被轻易解读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又一证据，从而激起强烈的、非理性的防卫性攻击。
原子化个体的无力感与“集体狂欢”的诱惑（The Powerless Individual）：许多参与者在现实生活中是无力的、被压抑的原子化个体。他们对自身命运无能为力，对社会不公无处申诉。“爱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唯一安全的情感宣泄口和获得虚假力量感的舞台。砸一辆日本车、骂一句美国，能让他们瞬间从一个卑微的个体，融入到一个“强大”的集体中，体验到一种虚幻的掌控感和正义感。
结论
因此，这些看似“弱智”的行为，其本质是一场由精明的统治者导演，由被信息隔绝、被“国耻”喂养、被现实压抑的民众充当演员的周期性悲剧。
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权力游戏，剧本的编写者深知如何拨动最敏感的民族情绪琴弦，而演员们则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保家卫国。他们用非理性的狂热，宣泄着对现实的无力，最终却往往伤害了自己同胞的财产和生计，并进一步败坏了国家的形象，加深了与世界的隔阂。这确实是一场损人不利己的、循环上演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