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以一人之力，写尽中国通史的“书斋史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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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那片群星璀璨的夜空中，如果说陈寅恪是高贵冷峻的孤星，钱穆是充满温情的恒星，那么吕思勉，则是一颗沉静、渊博、以自身光热燃烧了一生的“白矮星”。他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留洋的背景，甚至一生很少离开江南，却凭借着超人般的勤奋和一座图书馆般的知识储备，几乎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对整部中国通史的撰写。
他是一位纯粹到了极致的学者，一个活在书斋里的历史“苦行僧”，被钱穆尊称为“前辈”，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一、 “书虫”的养成：一座移动的图书馆
吕思勉，字诚之，188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他的“学问人生”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天生的读书人：他自幼嗜书如命，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据传，他为了读书，常常躲在厕所里，家人不得不用竹竿去捅他才肯出来。夏天为了防止蚊虫叮咬影响读书，他干脆躲进一个巨大的布帐中，在里面点一盏灯，汗流浃背地通宵阅读。
过目不忘的“活字典”：他拥有惊人的记忆力，读书速度极快，且能记住绝大部分内容。他的学生回忆，课堂上无论学生问到多么偏僻的典故，他都能信口拈来，说出其出处、卷次、乃至页码。他被学生们敬畏地称为“一座移动的图书馆”。
一生不离教席与书斋：与许多同时代的学者不同，吕思勉一生几乎没有涉足政治。他的人生轨迹非常简单：读书、教书、写书。他长期在上海光华大学（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等校任教，将毕生精力都倾注在了三尺讲台和书斋之中，是一位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学问家。
二、 一人修通史的“史学超人”
吕思勉最令人惊叹的成就，莫过于他几乎凭一己之力，系统地撰写了整部中国史。在今天需要庞大团队协作才能完成的“修史”工程，他一个人就扛了过来。
《白话本国史》：开风气之先：
- 1923年，他出版了《白话本国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面向大众的中国通史。这本书不仅文笔流畅，更充满了现代史学的眼光，深受青年学生欢迎。
- 有趣的是，这本书因其思想过于“新潮”，对传统帝王思想有所批判，一度被国民党政府查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吕思勉先生思想的独立与超前。
“四部断代史”：他计划撰写一系列断代史，完成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四部煌煌巨著。这四本书，每一本都内容宏富、考证精详，展现了他对不同历史时期全面而深入的把握。
两部《中国通史》：除了断代史，他还写了两部《中国通史》，一部体裁简明扼要，一部内容详尽博大，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他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和写作能力，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无人能出其右。
三、 治学风格：打通“史”与“论”的壁垒
吕思勉的史学著作，有着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
- “史才、史学、史识”三者兼备：他不仅能清晰地叙述历史（史才），精细地考证史料（史学），更能提出自己独到深刻的见解（史识）。
- “夹叙夹议”的体例：他的著作中，常常在叙述完一段历史后，紧跟着一段以“诚之按”（我的按语）或“论曰”开头的评论。这些评论，是他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总结，充满了智慧的火花，是其著作的精华所在。他成功地将历史的叙述与理论的分析融为一炉。
- 注重社会与制度：与只关注帝王将相的旧史学不同，吕思勉非常关注历史上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民族关系和文化变迁。他的史学，是“人民的史学”，充满了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关怀。
四、 师者的传承：大师的引路人
吕思勉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一生最重要的学生之一，就是另一位史学大师钱穆。
钱穆年轻时，正是读了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而备受启发，后来专程到上海拜吕思勉为师。钱穆对这位老师的评价极高，认为他的学问“精湛渊博”，是中国史学界“第一人”。能得到钱穆如此推崇，足见吕思勉的学问之深厚。
五、 沉默者的风骨
1949年后，面对天翻地覆的政治变革，吕思勉的选择与陈寅恪的坚决不合作、冯友兰的积极改造都不同。他选择了一种沉默的、退守书斋的姿态。
他被新政府聘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继续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从不参与政治运动，也不说违心的话去迎合当局，而是将自己完全沉浸在学术世界里。他用这种方式，保持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最后的尊严与体面。1957年，吕思勉在上海病逝。
结语：一座纯粹的学术丰碑
如果说陈寅恪是高山仰止的珠穆朗玛，钱穆是气象万千的巍巍昆仑，那么吕思勉，则是一片广袤无垠、蕴藏丰富宝藏的学术平原。他没有太多激动人心的传奇故事，也没有振聋发聩的政治呐喊，他的一生，就是读书与写书。
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一个学者，即便不问世事，仅凭对知识纯粹的、近乎偏执的热爱与追求，同样可以抵达不朽。吕思勉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皓首穷经、述而不作”优良传统的最后典范，他本身就是一座值得后人永远敬仰的、纯粹的学术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