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界史之眼“俯瞰”中国的史学大家：科普宫崎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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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日本汉学的“京都学派”中，如果说内藤湖南是那位提出石破天惊创见的“开山鼻祖”，那么他的后继者宫崎市定 (Miyazaki Ichisada, 1901-1995)，则是那位以其汪洋恣肆的博学和无与伦比的宏大视野，将这座学术大厦建造得最为辉煌壮丽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唐宋变革论”的核心思想，但又独辟蹊径，坚决反对将中国史孤立起来研究。他像一位站在欧亚大陆之巅的观察者，将中国历史的潮起潮落，放入一个广阔的“世界史”坐标系中进行俯瞰与比较，从而为我们揭示出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独特而又普遍的意义。
1. 宫崎市定是谁？——“京都学派”最杰出的继承者
- 学术传承：宫崎市定是京都大学的“正统传人”，深受其师内藤湖南的影响。他毕生都在京都大学执教，是二战后日本汉学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 学问风格：他的学问以“博大”与“通贯”著称。他不仅精通中国史，对西亚史、欧洲史乃至整个世界史都有着惊人的涉猎。这种广博的知识储备，使他能够轻松地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游刃有余的比较研究。
- “通俗”与“深刻”的结合：与许多象牙塔里的学者不同，宫崎市定是一位极具大众影响力的“国民史学家”。他不仅能写出像《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这样艰深晦涩、考证精密的学术巨著，也能写出像《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这样文笔生动、深入浅出的畅销历史读物。
2. 核心贡献：在“世界史”的坐标系中重定位中国
这是宫崎市定对内藤湖南学说最核心的发展，也是他学术思想的灵魂。
批判“孤立的中国史”：他认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史观，还是西方汉学界将中国视为“特殊案例”的做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将中国史视为一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单元。
“世界史的诞生”：宫崎市定认为，真正的“世界史”，并非始于哥伦布的大航海，而是始于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的几乎同时出现。他认为，这两个分别雄踞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巨大帝国，通过丝绸之路等间接方式，已经将整个大陆连接成了一个初步的“世界体系”。
“俯瞰”与“比较”的方法：因此，他主张，要理解中国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必须采取一种“俯瞰”的视角，将其与同时期的其他文明进行“平行比较”。
- 他会比较宋代的城市化与同时期意大利的城市复兴。
- 他会探讨中国的科举文官制与拜占庭帝国的官僚制。
- 他将蒙古的征服，视为一场席卷整个欧亚大陆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
结论：通过这种比较，中国历史不再是一个“例外”，而是人类文明发展普遍规律的一种独特表现形态。
3. 学术实践：从“科举”到“独裁君主”的深刻洞察
宫崎市定将他的“世界史”视野，运用到了对中国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得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
对“科举制度”的洞察
- 在其名著《九品官人法研究》中，他深入分析了科举制之前的贵族选官制度。他认为，从依赖血缘和门第的“九品官人法”，到依靠考试和才学的“科举制”，是中国从“贵族社会”走向“平民社会”的最关键一步，其意义不亚于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 他将科举制誉为“世界史上最古老、最先进的官僚选拔制度”，认为它比欧洲早了近千年。
对“君主独裁”的分析
- 在其畅销书《雍正帝》中，他将雍正皇帝塑造为中国“独裁君主制”达到顶峰的典型。
- 但他并非简单地批判，而是深入到雍正的内心世界，分析他如何通过惊人的勤政、严密的特务系统（密折制度）和冷酷的权术，来试图实现其“为万民谋福利”的儒家理想。
- 他指出，这种“开明专制”的形态，与同时期欧洲的腓特烈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君主，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对“宋代”的再确认
- 他完全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他将宋代描绘成一个“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 他认为，宋代的商业繁荣、城市兴起、市民文化的发达、以及科技的巨大进步（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使其在当时的世界文明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结论：
宫崎市定是一位拥有“上帝视角”的史学大家。
- 他的贡献：
- 将中国史“世界化”：他彻底打破了中国史研究的孤立主义倾向，将其牢牢地嵌入了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
- 深化了“唐宋变革论”：他为内藤湖南的天才构想，提供了更广阔的比较视野和更丰富的历史细节。
- 沟通了“学术”与“大众”：他以其卓越的写作才华，将艰深的学术研究，转化为普通读者也能欣赏和理解的知识盛宴，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知识的普及。
如果说内藤湖南是那位“提出问题”的先知，那么宫崎市定就是那位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优雅的叙事，“解答问题”并将其讲述给全世界的博学智者。他让我们得以在一个更广阔的坐标系中，重新审视和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与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