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一份东方思想的现代宣言及其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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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元旦，当世界在冷战的铁幕下对峙，中国大陆正陷入“反右”斗争的狂热并即将迎来“大跃进”的灾难时，一份掷地有声的文化宣言，在香港和台湾悄然发表。它就是《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
这不仅仅是一篇文章，它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代新儒家”学派正式确立其思想纲领、并向全世界发声的“开山檄文”。它是在一个东方文明面临被自身和外部世界双重误解的危急时刻，发出的最深沉的呐喊与最理性的辩护。
一、 宣言的摇篮：在“花果飘零”之际的新亚书院
要理解这份宣言，必须先理解它诞生于何等沉痛的历史背景与何等坚毅的精神堡垒之中。
- 双重危机：20世纪50年代，中华文化面临着空前的双重危机。在中国大陆，它被视为“封建糟粕”而遭到彻底清算；在西方，它又常被误解为专制、落后的代名词。
- 精神的诺亚方舟——新亚书院：正是在此背景下，1949年，史学大师钱穆先生与一批流亡至香港的知识分子，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新亚书院。钱穆以“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为宗旨，希望在这片英国殖民地的“文化沙漠”上，为中华文化延续一丝慧命。
- “花果飘零，灵根自植”：与钱穆共同执教于新亚的唐君毅先生，用这八个字精准地概括了这代学人的使命——即使中华文化的主干（花果）在大陆凋零飘散，我们也要在海外的土地上，重新将文化的根脉（灵根）种植下去。
新亚书院，就是这群文化遗民的精神家园。正是在这里，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凝聚共识，最终酝酿出了这份向世界发声的宣言。
二、 宣言的核心：返本开新，与世界对话
这份宣言的核心，不是保守地抱残守缺，而是充满自信地“返本开新”——即返回到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并从中开出能够适应现代世界的新枝。其核心论点石破天惊：
- 肯定“心性之学”的最高价值：宣言明确指出，中华文化的真正精髓，在于其“心性之学”，即一种强调人的道德自觉、追求“天人合一”的生命智慧。
- 承认传统之不足，主张“开出”民主与科学：宣言坦诚地承认，传统的中国未能开出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与科学方法论，这是需要向西方“学习”之处。
- 批判性的“三期说”：宣言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学习应进入第三期——学习西方文化背后的哲学智慧与宗教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进行最高层次的精神对话。
- 最终的文化理想：宣言希望通过这种学习与对话，让中华文化中宝贵的“心性之学”，能够补救现代西方的功利与空虚，从而对全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三、 宣言的作者与精神同路人
这份宣言的背后，是一个以新亚书院为中心的大师群体。
四位联署作者：
- 唐君毅 (1909-1978)：主要起草者，新儒家的精神领袖，以其宏大的哲学体系著称。
- 牟宗三 (1909-1995)：理论深化者，新儒家中最具哲学思辨深度的大师，致力于打通中西哲学。
- 徐复观 (1903-1982)：现实批判者，其文章充满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战斗精神。
- 张君劢 (1887-1969)：政治实践者，1947年宪法起草人之一，力主“儒家宪政主义”。
伟大的精神同路人——钱穆 (1895-1990)： 钱穆先生并未在这份宣言上署名，这或许因为他更专注于以“史学”为阵地，而宣言的语言更偏向于“哲学”。然而，他无疑是这场文化守护运动中，最重要、最受人敬仰的旗手。他的《国史大纲》等著作，与宣言的精神内核完全一致，都致力于在虚无主义的浪潮中，为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尊严进行辩护。他与四位宣言的作者，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守护中华文明的“五座大山”。
四、 遗产的结晶与当今的发展
这场思想运动的薪火得以延续，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最杰出的继承者——余英时 (1930-2021)： 作为钱穆在新亚书院最杰出的弟子，余英时先生的学术生涯，完美地体现了“返本开新”的精神。他虽然不以“新儒家”自居，但他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士”（知识分子）的传统与历史变迁，正是对宣言核心关怀的最好回应。他以更严谨的现代史学方法、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将钱穆、唐君毅等人开创的文化事业，推向了一个全新的、被全球学界认可的高度。可以说，余英时是这颗“灵根”上，结出的最璀璨的“花果”。
第二代与第三代的传承：以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将新儒家的思想成功地带入了英语世界的学术殿堂，其“文明对话”等理念影响广泛。
中国大陆的“儒学热”与复杂分化：改革开放后，新儒家思想“反哺”回中国大陆，并与本土复兴的“国学热”相结合，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局面。既有继承宣言开放精神，继续探讨儒家与普世价值对接的“自由主义儒家”；也出现了以蒋庆等人为代表的、备受争议的“政治儒学”，其保守和反民主的倾向，与第一代新儒家的开明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
结语
从新亚书院的艰难创办，到1958年那份孤独的宣言，再到今天遍布全球的研究与争鸣，当代新儒家走过了一条从“为文化招魂”到“与世界对话”的漫长道路。它不再是一支悲壮的“文化遗民”队伍，而已成为世界思想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东方力量。
《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作为这场伟大思想运动的起点，其所揭示的“返本开新”的精神，以及其背后那一代大师群体（包括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的集体身影，至今仍然是所有致力于中华文化现代化的人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