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陈垣:在故纸堆中发掘真相的史学巨匠与宗教史研究的奠基人

本文为Gemini 2.5 Pro AI生成的内容,最后更新于2025年7月29日。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四大家”(陈垣、陈寅恪、钱穆、吕思勉)中,陈垣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存在。他没有陈寅恪的传奇家世与海外游学背景,没有钱穆的宏大文化关怀,也没有吕思勉“一人修通史”的壮举。他更像一位严谨的“学术工匠”,一位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以惊人的耐心和精准的考证功夫,去伪存真、发掘历史细节的大师。

他以在宗教史、元史、校勘学等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奠定了其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被毛泽东誉为“国宝”。


一、 从“药商”到“史学宗师”

陈垣,字援庵,1880年出生于广东新会一个行医兼营药材的家庭。他的成才之路,充满了自学与勤奋的色彩。

  • 早年革命,中年向学:年轻时的陈垣,也曾是一位热血的革命青年。他曾加入同盟会,创办报刊,宣传革命思想。但辛亥革命后,他对政坛的混乱深感失望,遂决心彻底退出政治,专心治学。这一转变,让他得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

  • 自学成才的典范:陈垣没有显赫的学历。他早年虽有科举功名(秀才),但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新式大学教育。他的学问,几乎完全来自于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在图书馆和书斋里的刻苦自学与抄录。

  • 执掌京师图书馆与辅仁大学:陈垣的学术才华,使他先后被委以重任,担任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和辅仁大学校长。这两个职位,为他接触珍贵典籍、凝聚学术人才,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守沦陷的北平,拒绝与日伪合作,主持辅仁大学,保全了民族的教育血脉和学术尊严,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二、 开创性的学术贡献:“于无人处见功夫”

陈垣的治学特点,可以用“精、深、专”三个字来概括。他不喜欢做宏大宽泛的论述,而专注于在一些过去被忽视的领域,进行“掘井及泉”式的深入研究。

  1. 宗教史研究的奠基人:这是陈垣最大的学术贡献。他几乎以一人之力,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宗教史研究。

    • 《元也里可温考》:“也里可温”是元代对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的称呼。陈垣通过对汉文、西文、蒙文等多种文献的严密比对和考证,系统地厘清了基督教在中国元朝的传播历史。
    •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他考证了在河南开封长期存在的犹太人社群(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的来龙去脉。
    • 其他宗教史研究:他还对摩尼教(明教)、火祆教(拜火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在陈垣之前,这些“外来宗教”的历史,在中国史学界几乎是一片空白。他让人们认识到,中华文明并非是完全封闭的,而是在历史上,一直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着深刻而复杂的互动。

  2. 元史研究的权威:元代历史因其统治者为蒙古族,留下的汉文史料相对混乱。陈垣以其精湛的考证功夫,在这一领域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详细研究了元代来自中亚、西亚的色目人,是如何被汉文化所同化的,是民族融合史研究的典范。

  3. 校勘学与史讳学的大师

    • 校勘学:就是对古籍进行版本比对、文字校订,恢复其本来面貌。陈垣在这方面是顶尖高手,其《校勘学释例》至今仍是治古籍者的必读之作。
    • 史讳学:这是他独创的一门学问。所谓“讳”,就是古代为了避皇帝或尊长的名讳,而故意改字。这给后人阅读古籍造成了巨大困难。陈垣系统地总结了避讳的规律,写成《史讳举例》,为准确解读古籍,提供了一把钥匙。

三、 1949年后的选择与晚景

1949年,面对政权更迭,已是古稀之年的陈垣选择了留在北京。与许多知识分子不同,他对新政权表现出了积极的拥抱和适应姿态。

  • 思想转变:他开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试图用新的历史观来审视自己过去的研究。他曾公开表示,自己过去的研究是“为考证而考证”,缺乏“阶级观点”。
  • 担任校长:他继续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直到逝世。
  • 入党之举:1959年,近八十高龄的陈垣,申请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举动,在当时和后世都引起了一些讨论。

如何理解他的选择? 这与冯友兰的妥协不尽相同。陈垣早年有革命经历,对国家的统一和富强有强烈的渴望。在新政权初建、展现出强大组织能力时,他可能真诚地相信,这是一个能带领中国走向新生的力量。他的选择,更多地体现了一位老派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大义”的认同,而非对某个特定意识形态的盲从。

文革期间,他因其崇高的声望和毛泽东的“国宝”之誉,个人未受到太大的直接冲击,但他目睹了学术被摧残、学生批斗老师的乱象,内心无疑是痛苦的。1971年,陈垣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结语:学术金字塔的建造者

如果说钱穆、陈寅恪是在构建宏伟的学术殿堂,那么陈垣,则是在为这座殿堂,一块一块地烧制最坚实、最可靠的砖石。他的学问,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和宏大的理论,却充满了求真求实的朴素力量。

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中的学者”,以其超凡的勤奋和严谨,在那些看似枯燥、实则重要的领域,建立起了一座座后人难以逾越的学术金字塔。他与陈寅恪,一个擅长“通”,一个擅长“专”,共同代表了中国现代史学考证派的最高成就,也为后世所有治学者,树立了何为“严谨”的最高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