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一位探寻中国转型期“幽暗意识”的思想史家

本文为Gemini 2.5 Pro AI生成的内容，最后更新于2025年8月3日。

在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璀璨星空中，如果说余英时（Yu Ying-shi）以其贯通古今、汪洋恣肆的博学而著称，那么张灏（Chang Hao, 1937-2022）则以其深刻的思辨能力、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对思想内在张力的精微剖析而独树一帜。他同样是“哈佛思想史学派”的杰出代表，但他终其一生，都在凝视着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艰难转型过程中，那些最深层、最纠结、最富悲剧性的思想困境。

张灏的研究，如同一把探针，深入到中国近现代思想的“肌理”之下，去探查那些驱动着历史人物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价值追求与精神焦虑。

一、 生平与学术路径：在哈佛与中研院之间

张灏的学术生涯，是一条典型的精英学者之路，他深植于中西两大思想传统。

• 早年师承：张灏出生于安徽，成长于台湾。他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与同系的余英时是同学。在台大期间，他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

• 负笈哈佛，师从史华慈：之后，张灏赴美留学，进入哈佛大学，师从思想史巨擘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与余英时、林毓生一样，他成为了史华慈门下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并继承了老师那种进入思想家“内在世界”进行同情式理解的研究范式。

• 执教美国与回归台湾：获得博士学位后，张灏长期执教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晚年，他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的院士及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将自己的学术重心带回了华语世界，并最终在台北病逝。

二、 核心思想贡献：揭示中国思想的内在张力

张灏的核心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系列极富洞察力的概念，用以解释中国从19世纪中叶至今，在思想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根本性两难困境。其代表作《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以及晚年的论文集《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是其思想的精华。

1. “转型时代”（Transitional Era）的两难 张灏认为，从晚清至今，中国始终处在一个漫长的“转型时代”。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核心任务，是在“富强”（Wealth and Power）与“文明”（Civilization/Culture）这两个常常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寻找平衡。他们既渴望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以抵御外侮，又希望这个国家能承载并延续中国独特的文化价值。这种两难，构成了他们思想的根本张力。

2. “幽暗意识”（The Dark Consciousness）的引入 这是张灏对中国思想史最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 概念来源：“幽暗意识”源自西方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传统，指的是一种对人性中固有的非理性、阴暗、自私、易于腐化堕落等方面的深刻认识。正是基于这种对人性“幽暗面”的警惕，西方才发展出了分权制衡、法治、宪政等一整套旨在限制权力的制度安排。
   • 对中国传统的诊断：张灏深刻地指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其主流是一种性善论的“乐观”传统。儒家相信，通过个人的道德“修身”，人可以成为“圣贤”，社会可以达到“大同”。这种乐观主义，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严重缺乏对权力本身进行制度性制约的动力和理论资源。他们更相信“人治”（依靠圣君贤相的道德自觉），而非“法治”。
   • 现代困境：张灏认为，中国现代民主转型之所以如此艰难，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这种“幽暗意识”的文化土壤。无论是晚清的改良派，还是“五四”的激进派，乃至后来的革命者，大多都对通过某种宏大的、一劳永逸的方案（无论是君主立宪、全盘西化还是共产主义革命）来建立一个完美社会，抱有一种过于乐观的期待，而忽视了对权力本身进行制度性约束的必要性。

3. 对“五四”的双重评价 与林毓生的激烈批判不同，张灏对“五四”的评价更为复杂和辩证。他认为，“五四”包含着两种相互矛盾的遗产：

   • 启蒙的遗产：即对个人解放、自由、理性、人权的追求。这是一种积极的、与世界主流文明对接的遗产。
   • 救亡的遗产：即在“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感下，对建立一个强大集体（国家/民族）的急迫渴望。 张灏认为，在后来的历史中，“救亡”的急迫性，常常压倒了“启蒙”的价值追求，导致个人自由不断地为集体目标所牺牲。

三、 与余英时的思想对比：两种宏大的视野

张灏与余英时，作为同窗、同事和一生的学术挚友，他们的思想既有共通之处，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堪称一时瑜亮。

• 共通之处：

  • 共同的师承：都师从史华慈，共享“哈佛思想史学派”的研究范式，注重思想的内在理路。
  • 宏阔的视野：两人的研究都横跨数百年，试图把握中国思想的长期脉络。
  • 共同的价值关怀：都坚守自由主义立场，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前景抱有深切的关怀。

• 鲜明对比：

维度	余英时 (Yu Ying-shi)	张灏 (Chang Hao)
核心关切	“士”与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长河中的自主性、社会功能及其在现代的命运。	思想的内在张力与困境：关注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在现代化转型中所面临的根本性两难与价值冲突。
标志性概念	“内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轴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道统”与“政统”	“幽暗意识”（The Dark Consciousness）、“转型时代”的两难
研究风格	汪洋恣肆、博学宏通：以惊人的文献驾驭能力，打通历史、哲学、社会，进行长时段、大跨度的整合研究。	精微深刻、思辨缜密：以哲学家的敏锐，深入到思想的内在结构中，剖析其复杂的概念张力与逻辑困境。
知识分子画像	更像一位博古通今的“通儒”，兼具历史学家的实证与社会学家的视野。	更像一位充满忧患的“哲人”，始终在思考中国文明最根本的价值选择问题。
与传统的距离	“由内向外”：从中国传统的“士”出发，探讨其如何/为何未能成功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	“由外向内”：从西方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如幽暗意识、民主）出发，反观中国传统思想的“缺失”与转型的困难。

结论：

张灏先生以其深沉的忧患和精密的思辨，为我们揭示了中国现代思想转型中最为痛苦的核心。他让我们看到，中国的现代化困境，远非简单的“制度落后”或“观念陈旧”，而是一种深植于其文化基因中的、对人性过于乐观的信念与现代政治所需的制度性防范之间的巨大张力。

如果说余英时先生的研究，更多地是描绘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舞台上的“行动轨迹”，那么张灏先生的研究，则更多地是剖析了驱动这些行动的、他们内心深处的“精神地图”——一张充满了矛盾、焦虑与未竟追求的复杂地图。他的“幽暗意识”之说，至今仍是诊断中国政治文化困境的一剂无人能及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