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透视中国“制度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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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笔记：

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核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先不用纠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定义，只需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来体现，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全面的国有制，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信念里根本就没有平等，觉得平等那是严重误解。用全面的国有制，去控制少部分的私有制，用侵犯人权的方式，控制所有私有制（企业家）。产权最重要的是最终控制权，而不是使用权，控制权可以随时剥夺使用权。只有尊重合同（契约）的时候，才可能不去剥夺，但是只有司法独立才能确保合同的有效，中国没有司法独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经济发展有两个核心因素，第一是私有企业的发展，第二是融入全球化（WTO，美国的支持）。宪法承认私有产权是2004年，在此之前的发展其实都没有受法律保护。没有产权的人没有自由。现在比毛时代自由，是现在拥有了一部分产权。司法独立指的是只关心证据和法律本身，必须独立于党、政府，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约束。党拥有产权的最终控制权，是不可能司法独立的本质原因。因为土地国有制，决定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最大的推手是政府自己。中国的全体居民的收入占GDP的比例，是所有主要国家里最低的。按照人均每天5美元的标准设置贫困线的话，中国超过6亿人在绝对贫困线之下，也就是农民。这些收入是土地的收入，农民没有土地（因为国有制），也就没有收入。

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产权都是个体的，市场会有内在的调节周期。房地产的基本面是人口的基本面（人口结构，比例，增速等）。日本几十年前的房地产基本面，就是当今中国房地产的基本面。灾难性的人口变化是政府造成的。还没到税收这一步，大部分的财富已经被党国拿走了，产权决定的。大跃进和文革，可以看作是内战，基本上所有的极权制度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有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之前，人均dgp比非洲还低很多，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改革开放主要是基数和起点实在是太低了，才显得令人惊讶。今天的人均gdp，还没有苏联当时顶峰时候高（大约是美国人均gdp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与苏联一样，已经快到头了，触摸极权制度的天花板（经济效率决定的上限，比如软预算约束问题极其严重）。

国进民退其实早就出现，是常态。抓大做小就是重视国有制，轻视私有制。在金融上把优先权给国有企业，重要领域全部控制在国有企业里。国有没有破产的概念。当时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搞错了。高速增长的发展可以抵消软预算约束问题，所以就暂时没有崩溃。只要发展私有制，是可以发展起来的。因为改变的是制度基本盘，如果始终压制私有制，则不可能一直发展。国有资产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的路是私有化。以前还能辩论，但现在连讨论都不能讨论了。在共产党眼里，执政基础是最关键最核心的，高于一切，所以即使经济差了，也不会改变执政基础。为什么那么害怕私有制经济？核心逻辑是伴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人民有了私有产权的观念，于是有了自己的权利的观念和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有了这个意识之后，可能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就有可能动摇共产党的统治。所以一直在强调防止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因为它们的基础是私有产权，普世价值，独立司法，宪政等等，其中最核心的是私有产权。共产党（吴邦国）不允许讨论司法独立，因为它可以保护私有产权。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企业家害怕和出走，所有的一切是因为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在中国，是党的工具，可以随意打磨和利用。

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处在危机的过程中，大趋势是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社会稳定问题会越来越多，最近的十万亿挽救金融财政危机，本质上没什么用，只是为了避免过早崩溃。过去对私有企业家打击很严重，整体上大家是恐惧的心理，要挽回是比较难的了。

正文：

本文为Gemini 2.5 Pro AI生成的内容，最后更新于2025年6月21日。

在当代经济学界，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和中国经济转型研究领域，许成钢教授是一个极具分量和洞察力的名字。他以其严谨的理论分析、独特的比较视角和对中国制度深层运作逻辑的深刻剖析，为我们理解中国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奇迹、当前的困境以及未来的挑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术贡献。许成钢的研究不仅聚焦于经济现象本身，更致力于挖掘现象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因及其演化路径。本文旨在全面梳理许成钢教授的主要学术思想，提炼其核心观点，并探讨其对中国极权政治体制及其改革的深远启示。

一、学术生涯与“问题意识”的锤炼

许成钢的学术之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紧密相连，其个人经历也深刻影响了他的研究视角。他早年在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段经历使他对制度、权力和个体命运的关系有了切身体会。恢复高考后，他就读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和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于199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理论深刻影响了许成钢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中企业行为及政府角色的理解。马斯金在机制设计和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则为他分析制度安排的激励与效率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这种学术训练，结合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关注，使许成钢的研究始终围绕着“制度如何影响经济行为和绩效”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他曾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香港大学，并担任长江商学院教授等职，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

二、核心学术贡献与主要观点

许成钢教授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研究等领域。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分权式威权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RDA）理论的提出与反思：这是许成钢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贡献之一，用于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 核心内容：RDA模型指出，中国在维持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向地方政府下放了相当大的经济管理权和财政激励（如财政包干制、分税制）。地方政府官员在晋升激励（GDP竞赛）和财政激励的驱动下，积极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中央计划经济的僵化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释放了地方活力。
- 早期解释力：RDA模型在解释中国为何能在没有进行根本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实现早期经济起飞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它强调了地方政府在产权保护（尽管是模糊的、非正式的）、市场培育和招商引资中的关键作用。
- 内在矛盾与不可持续性：许成钢也深刻指出RDA模式的内在缺陷和不可持续性。
  - 产权的根本性缺失：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产权保护是机会主义和不可靠的，缺乏独立司法和法治保障，私有产权始终面临被侵犯的风险。
  - 软预算约束与资源错配：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增长和政绩，容易对地方国有企业和“关系密切”的企业提供软预算约束，导致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
  - 恶性竞争与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 缺乏根本的制度创新动力：当RDA模式的红利耗尽后，由于缺乏对中央权力的制约和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制度创新趋于停滞。许成钢认为，RDA模式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成功是阶段性的，其积累的矛盾最终会制约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
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或“中国模式”的深刻批判：许成钢对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许多特征，如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政府对关键行业的强力干预、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并非如一些人所宣称的是一种更优越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其根本制度缺陷的表现。
- 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与资源黑洞：他通过大量研究指出，中国国有企业（SOEs）尽管在规模和垄断地位上占据优势，但其整体效率低下，占用了大量金融资源，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并且是寻租腐败的重灾区。
- 政府干预扭曲市场机制：政府对产业政策的过度干预、对信贷资源的行政性配置，以及对市场准入的严格管制，严重扭曲了市场信号，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公平竞争。
- “举国体制”的代价：虽然“举国体制”在某些领域（如高铁、航天）可能取得短期突破，但其高昂的成本、对市场规律的违背以及对创新活力的压制，使其难以成为可持续的创新驱动模式。真正的创新需要思想的自由、开放的竞争和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
强调根本制度（Fundamental Institutions）的关键作用：这是贯穿许成钢研究的核心思想。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在于良好的制度保障，特别是：
- 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的私有产权：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没有可靠的私有产权保护，就不会有长期的投资和创新激励。
- 独立的司法系统和真正的法治（Rule of Law）：法律必须能够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合同的执行，公平解决纠纷。法治而非“法制”（rule by law，法律是统治工具）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 宪政与有限政府：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明确限制，不能任意侵犯公民权利和市场自由。
- 自由开放的市场竞争：消除垄断，保障公平准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许成钢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这些根本制度的“规避”或“替代”（如RDA模式下的地方政府激励）之上，这种增长模式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当这些“替代性”制度安排的潜力耗尽后，缺乏根本制度支撑的经济体将难以实现向高收入、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跨越。
“制度基因”（Institutional DNA）理论与极权体制的本质：近年来，许成钢提出了“制度基因”的概念，用以解释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层结构和演化逻辑。
- 核心观点：他认为，当代中国的制度，其“基因”源自苏联式的极权主义体制。这种体制的核心特征是：共产党对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所有领域的全面垄断和控制；不存在权力分立与制衡；法律是党的统治工具而非约束党的力量；不允许独立的司法、独立的媒体和独立的公民社会存在。
- 市场化改革的局限性：在这种“制度基因”下，中国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在不触动共产党根本统治权前提下的“授权式”改革。市场和私营经济被允许发展，是因为它们在特定阶段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如提供经济增长、就业等）。但一旦市场力量或私营经济的发展被认为可能威胁到党的绝对控制，就会受到无情的打压。
- “党国资本主义”：许成钢认为，中国当前的体制更准确地应被称为“党国资本主义”，即共产党通过控制国家机器，进而控制和利用市场及资本，来服务于其政治目标。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存在本质区别。
- 与西方制度的根本不兼容：这种“制度基因”决定了中国难以真正融入基于法治、民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的现代国际体系。
比较制度分析的视野：许成钢的研究非常注重比较分析，特别是将中国与东欧转轨国家、前苏联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对比。
- 中国与东欧：他分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与东欧“休克疗法”的不同路径及其后果。他认为，虽然路径不同，但根本制度的变革（如建立私有产权、法治、民主）对于转轨的最终成功至关重要。东欧国家在经历了初期的阵痛后，凡是成功建立了这些根本制度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和治理水平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 中国与西方：通过对比，他强调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产权保护、法治传统、宪政民主等方面数百年的制度积累，是中国在短期内难以复制的。这使得中国在模仿西方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同时，始终无法触及其制度内核。

三、许成钢的整体思路与研究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他的研究深深植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强调制度在经济分析中的核心地位，关注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激励机制、产权安排等。
严谨的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许成钢不仅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辨，也非常注重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进行严谨的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以检验其理论假设。
历史与比较的视野：他善于将现实问题置于长远的历史背景和广阔的国际比较中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制度演化的深层逻辑和路径依赖。
对“真问题”的执着：他的研究始终聚焦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力图透过现象看本质，提出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理论。
批判精神与独立性：许成钢以其独立的学术品格和不畏权势的批判精神著称，敢于挑战主流叙事和官方论调，坚持以学术良知和专业判断发言。

四、许成钢思想对中国极权政治的启示与实践建议

许成钢的理论体系和研究结论，对于理解中国当前极权政治体制的运作逻辑、内在矛盾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提供了极为深刻的启示。其“实践建议”更多地体现为对根本性制度变革方向的指引，而非针对现有体制的修补策略。

深刻认识中国体制的“制度基因”是前提：
- 启示：任何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和改革方案的设计，都必须首先认清其源自苏联式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这种基因决定了共产党对权力的绝对垄断是其核心和底线，任何不触及这一核心的改革都将是表层和有限的。
- 实践意义：这意味着，不能对现有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可能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真正的变革必然要求对这一“制度基因”进行重塑，即限制并最终打破一党对所有社会领域的绝对控制。
“中国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与根本性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 启示：许成钢的研究雄辩地证明，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国家资本主义”并非一种可持续的、更优越的发展道路，而是建立在对根本制度（私有产权、法治、有限政府）的规避和压制之上。这种模式必然导致资源错配、创新乏力、腐败蔓延和社会不公，最终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更严重的危机。
- 实践建议的推论：中国若要实现可持续的繁荣和现代化，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其核心是：
  - 建立真正受法律保护的私有产权制度：这是激发民间经济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基石。
  - 建设独立的司法系统和真正的法治：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约束政府权力，为市场经济提供公正、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 推动宪政改革，建立有限政府：明确界定政府权力边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包括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使政府真正服务于人民。
  - 走向政治多元化与民主化：虽然许成钢在经济学研究中不直接聚焦政治体制设计，但其对法治、问责和有限政府的强调，逻辑上必然指向对现有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最终需要通过民主化来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对公民权利的全面保障。
警惕“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迷思，释放民营经济活力：
- 启示：许成钢对国有企业低效率和资源黑洞的分析，直接批驳了当前中国“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政策导向。这种政策只会进一步扭曲市场，挤压民营企业，加剧不平等，并滋生腐败。
- 实践建议的推论：应大幅度削减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和特权，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确保民营资本的真实话语权和控制权），甚至在竞争性领域进行私有化。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保障其产权和经营自主权，是激发经济活力的关键。
培育独立的公民社会与思想市场：
- 启示：极权体制对思想的控制和对独立公民社会的压制，是其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但也扼杀了社会的创新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许成钢本人的学术研究和公开发声，本身就体现了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价值。
- 实践建议的推论：需要逐步开放言论空间，保障学术自由，允许独立媒体的存在和发展，鼓励公民社会的成长。一个活跃的思想市场和多元的公民社会，是制度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源泉。
对国际社会的警示：认清中国体制的本质，避免绥靖：
- 启示：许成钢的“制度基因”理论，提醒国际社会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极权体制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根本不兼容性。不能期望通过经济融合或技术合作就能自然促使其“和平演变”。
- 实践建议的推论：国际社会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应坚持普世价值（人权、法治、民主），警惕其利用经济实力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和规则挑战，避免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牺牲长期原则。支持中国内部追求自由、法治和民主的力量，符合国际社会的长远利益。

五、结论：一位经济学家的良知与远见

许成钢教授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为我们理解中国这个复杂而重要的国家提供了极具穿透力的分析框架。他撕去了“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表面的光鲜，直指其深层的制度基因和结构性矛盾，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指明了根本性的方向。

他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担当。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许成钢的冷静分析和理性批判，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必须跨越的制度障碍。他的思想将持续启发我们思考：中国如何才能真正走出历史的循环，建立一个既繁荣又公正、既稳定又自由的现代文明国家。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期盼，也是关乎世界未来的重大课题。

许成钢：透视中国“制度基因” ​

许成钢：透视中国“制度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