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方法”的思想革命家：科普汉学家沟口雄三
本文为Gemini 2.5 Pro AI生成的内容，最后更新于2025年8月15日。
引言
在20世纪的汉学研究领域，一个幽灵始终在徘徊，那就是“西方中心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论”，还是西方的“近代化”理论，都常常被当作一把普适的尺子，用来衡量和裁剪中国复杂的历史。然而，东京学派的思想史大家沟口雄三 (Mizoguchi Yūzō, 1932-2010)，以其毕生的学术努力，对这种“削足履”的研究范式，发起了一场最彻底、最深刻的“思想革命”。他振聋发聩地提出，我们必须“以中国为方法”(中国を方法として)，深入到中国思想的内部，用其自身的概念和逻辑，来重新发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1. 沟口雄三是谁？——从“竹内好”到“中国思想史”
- 学术背景：沟口雄三是东京学派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他的思想，深受两位前辈的深刻影响：一位是提倡“作为方法的亚洲”的左翼思想家竹内好；另一位则是日本战后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
- 研究聚焦：沟口雄三继承了前辈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但他将研究的焦点，从日本转向了中国的明清思想史。他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当我们在谈论中国的“公/私”、“理/气”、“天/人”时，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中国人自己理解的那个概念，还是我们用西方的“Public/Private”、“Reason/Vital Force”等概念强行翻译和扭曲后的产物？
2. 核心贡献：“以中国为方法”——一场汉学研究的“认识论革命”
这是沟口雄三最核心、最具标志性的学术主张。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结论，而是一个深刻的方法论纲领，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
批判的对象：两种“扭曲”的镜子 沟口认为，过去的中国研究，常常是通过两面“哈哈镜”来观察中国的：
- “近代欧洲”这面镜子：以西方的历史发展为“标准模型”，然后将中国历史描绘成一个处处“缺失”、“停滞”、“失败”的案例。
- “革命后的中国”这面镜子：以1949年后的“新中国”为“历史的必然归宿”，然后将之前的全部历史，都简化为一场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史。
“以中国为方法”的核心内涵： 他主张，我们必须打碎这两面镜子，直接“进入”中国历史的内部。
- 尊重“本土概念”：研究中国，必须首先搞清楚中国人自己使用的核心概念在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下，究竟是什么意思。
- 发掘“内在逻辑”：要探寻中国历史自身的演变逻辑和内在理路，而不是用一个外来的“普遍规律”去强行套用。
- 重新发现“异质性”：最终目的，是要重新发现一个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革命史观的、具有自身独特性的“真实的”中国。
3. 学术实践与主要作品：重解“公/私”与“天理/人欲”
沟口雄三将他的方法论，运用到了对明清思想的具体研究中，得出了许多颠覆性的结论，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部重要著作中：
- 《中国的公与私、公理与私理》：在这部专著中，他通过对“公”、“私”观念的谱系学梳理，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重公轻私”的刻板印象。他雄辩地论证了，明末清初思想家对“私”的批判，其矛头直指“君主一人之私”，而其所倡导的“公”，则是一种指向“天下万民之公”的、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公理”。
- 对“天理/人欲”的重解：在其多篇论文中，他论证，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流变中，“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思想家们开始认为，“天理”就内在于“人欲”之中，人的正当欲望本身就是“天理”的体现。因此，晚明的思想，并非僵化和压抑，而是充满了肯定个人价值、解放人性的内在活力。
- 《中国的冲击》：这本书展现了他更广阔的东亚视野。他分析了近代日本思想家是如何通过对中国儒学的“再解释”来构建日本自身的“近代”思想的，深刻地揭示了东亚近代思想史上，中日之间那种“同文不同义”、既相互关联又充满张力的复杂关系。
结论
沟口雄三是一位充满哲学思辨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史的思想家”。
- 他的贡献：
- 方法论的革命：他提出的“以中国为方法”，深刻地动摇了西方中心论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汉学界的根基，引发了一场深刻的“认识论革命”。
- 重塑了明清思想史的图像：他的研究，将一个被认为是“停滞、专制”的明清思想界，重新描绘成了一个充满了内在张力、变革和早期“近代性”萌芽的、充满活力的世界。
- 与中国学界的深刻共鸣：他的思想，与80年代后中国大陆思想界“反思传统”、“走出疑古时代”的思潮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其著作被大量翻译和讨论，影响了一代中国学者。
如果说斯波义信是让我们看到了宋代经济的“近代性”，那么沟口雄三则是让我们看到了明清思想的“近代性”。他以其毕生的努力，试图将中国从西方和革命史观的双重“他者化”中解放出来，还其一个有血有肉、有自身逻辑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