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健笔，自由主义的布道者：解构林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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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知识分子星空中，林行止（1940- ）是一个独特而低调的存在。他不像“四大才子”那样活跃于流行文化的台前，却被公认为“香港第一健笔”，其思想的深远影响力，尤其在政商学精英阶层中，无人能及。他不仅是著名财经报章《信报》的创办人，更是一位数十年如一日，以其专栏为阵地，系统性地为香港引介和捍卫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布道者”。
要理解林行止，我们必须将他置于香港战后发展的宏大历史背景中，探究其思想的来源、核心主张，以及他如何通过一份报纸，深刻地塑造了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第一章：思想的淬炼——从金融才俊到一代报人
林行止的人生轨迹，是香港上一代精英奋斗史的经典缩影。
早年经历与知识储备：他出生于广东，年幼时移居香港。与许多同代人一样，早年的生活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在一个自由环境下，个人努力所能带来的机遇。他并非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大学毕业后投身金融界，曾在渣打银行等机构任职。这段在银行外汇部工作的经历，让他对国际金融、货币理论和市场运作有了第一手的实践认知，这为其日后撰写经济评论打下了坚实的实务基础。
《明报》的历练：在创办《信报》前，林行止曾在金庸（查良鏞）先生主理的《明报》及其晚报工作。这段经历让他洞悉了办报的门道，也让他认识到，在当时的香港，缺乏一份真正独立、理性、专注于财经分析的高质素中文报章。
《信报》的诞生——一个时代的需要：1973年，林行止与妻子骆友梅共同创办《信报财经新闻》。这个时机至关重要。70年代的香港，正从6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中走出，经济开始腾飞，逐渐转型为国际金融中心。社会迫切需要一种超越国共两党意识形态斗争的、理性的、以经济为本位的分析框架来理解自身的发展道路。《信報》的出现，精准地填补了这个空白。它的创办，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文化事件。
第二章：思想的内核——古典自由主义的系统性引介
林行止最核心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将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经济思想，系统性地、持续地引入并应用于对香港和中国问题的分析中。他的思想武库，主要源于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师。
经济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徒：
- “小政府，大市场”：这是他所有经济评论的基石。他坚信，市场的“无形之手”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方式，而政府的过度干预只会扭曲市场、扼杀活力。他所推崇的，正是香港长期以来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
- 私有产权与法治：他反复强调，明晰的私有产权和独立公正的法治，是市场经济得以运作、社会得以繁荣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两者，任何经济发展都将是沙上之塔。
审慎的政治保守主义：
- 经济自由先于政治民主：与激进的民主派不同，林行止在政治上持一种审慎的保守立场。他认为，健全的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实现稳定、高质量民主的必要条件。他警惕民粹主义和“福利社会”可能对经济效率造成的损害，担心不受约束的“多数人暴政”会侵犯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
- 精英主义的底色：他所创办的《信报》和其个人专栏，都带有一种鲜明的精英色彩。他的文章逻辑严密、引经据典，并非为普罗大众而写，其目标读者是能够影响社会决策的政商学界精英。他相信，社会的进步需要由具备理性、知识和远见的精英来引领。
第三章：《信报》——一座思想的堡垒及其深远影响
《信报》不仅是一份报纸，更是林行止实践其理念的“思想堡垒”。
定位与影响力：自创刊起，《信报》就确立了其精英、独立、专业的定位。它不追求销量，而追求影响力。其读者群覆盖了香港的政府高官、商界领袖、金融专才和知识分子。英国《金融时报》曾将其与《华尔街日报》并列，足见其国际声誉。
灵魂：《林行止专栏》：这份报纸的灵魂，是林行止本人笔耕不辍四十余年的同名专栏。这个专栏成为香港决策层的“必读物”。他以全球宏观视野，每日剖析政经大事，其观点深刻地影响了香港的公共政策讨论，为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理论辩护和舆论支持。
第四章：对中共极权的态度——基于理性的不兼容
林行止对中共极权的态度，不同于倪匡源于亲身经历的情感式憎恶，而是一种基于其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冷静而深刻的智识判断。他认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模式，与他所信奉的自由市场原则存在根本性的不兼容。
制度层面的对立：他从经济学原理出发，持续地论证为何中央计划、国家垄断、党管经济的模式，在效率和创新上，必然劣于以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他的批判是“技术性”的，直指其制度内核。
对“中国模式”的警惕：在80、90年代，当西方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普遍抱持乐观态度时，林行止就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持续发出警示。他很早就指出，中国进行的只是“经济上的松绑”，而非制度性的变革。他预见到，一个缺乏独立法治和私有产权保障的“权力市场经济”，必然会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并最终对其政治体制产生反噬或强化作用。
务实的批判者：他并非一个空想的革命者。他承认中共政权存在的现实，其批判旨在“说理”和“警示”。在香港前途问题上，他主张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尽最大努力维护香港的自由市场和法治传统，因为他坚信这套制度的优越性。他希望通过香港这个“橱窗”，向内地展示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
结语：理性的遗产在一个非理性的时代
林行止先生的贡献是独特而深远的。在一个普遍追求感性煽动和民粹口号的媒体环境中，他以一人之力，坚守了一块以理性、学识和逻辑为基础的公共讨论阵地。他为香港的资本主义成功故事，提供了最系统、最深刻的理论注脚。
虽然有人批评他的精英立场和对大众疾苦的疏离，但无人能否认，他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和独立法治，正是香港赖以成功的核心价值。随着香港社会环境的剧变，《信报》的风格和立场也在变化，林行止所代表的那个以理性思辨为傲的时代，似乎正在远去。然而，他留下的数千万字的著述，已成为一座思想的丰碑，记录了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个大时代转折点上的深刻思考与坚定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