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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世与超越：苗力田论中西哲学的两大精神世界 ​

本文为Gemini 2.5 Pro AI生成的内容，最后更新于2025年8月2日。

在中国当代哲学界，苗力田（Miao Litian, 1917-2000）先生是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名字。他一生潜心于西方古典哲学的翻译与研究，晚年又回溯中华文化的思想源流。当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用他整个学术生命作为抵押，为两大哲学传统做出一个总结性论断时，我们必须予以最严肃的对待。他言简意赅的概括——中国哲学“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西方哲学“重超越、尚思辨，学以致知”——如同一道分水岭，清晰地划出了人类智慧的两种基本流向。

一、 “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扎根于大地的中国智慧

苗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概括，精准地描绘出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精神。中国哲学的主流，其根本关切始终是“人”如何在“社会”这个具体的时空中安身立命。

  • 核心关切：伦理与政治的一体化 中国哲学的起点，几乎不是对自然或神灵的好奇，而是对社会秩序崩溃的忧虑。无论是孔子的“克己复礼”，孟子的“仁政”，还是法家的“以法治国”，其核心议题都是如何构建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儒家思想的精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一个从个人道德修养无缝连接到社会政治实践的完美例证。在这里，哲学不是象牙塔里的沉思，而是经世济民的蓝图。

  • 知识的价值：在于“用”而非“知” “学以致用”是中国知识论的基石。知识若不能对个人品行、家庭关系、国家治理产生实际的、积极的效用，便被认为是空谈。孔子强调“力行”，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都将实践置于纯粹认知之上。即便是看似超然物外的道家，其“无为”的思想，最终也常常被解读为一种高明的治国方略或养生之道（“养生”，Yangsheng），其落脚点依然是现实人生的安顿与延续。

  • 缺乏“纯粹的”形而上学 因此，中国哲学史上，很少出现为了“求知”本身而进行的纯粹思辨。我们很少看到像西方哲学那样，对“存在本身是什么？”“知识的可能性边界在哪里？”这类与现实功用无直接关联的问题进行系统性的、逻辑严密的追问。即便是宋明理学中关于“理”（Li, Principle）与“气”（Qi, Vital Force）的高度抽象讨论，其最终目的，也大多是为了给儒家的伦理道德寻找一个宇宙论的终极依据，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如何成为圣人”这一实践问题上。

二、 “重超越、尚思辨，学以致知”：仰望星空的西方精神

与中国哲学形成鲜明对照，西方哲学的源头，恰恰是对现实功用的某种“疏离”。它诞生于一种纯粹的、不为任何实用目的的好奇心。

  • 核心关切：对“存在”本身的追问 西方哲学的“始祖”泰勒斯（Thales）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开启了一个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思想传统。而柏拉图（Plato）的“理型论”（Theory of Forms）则是“重超越”的巅峰体现。他认为，我们感官所及的现实世界（现世）只是一个不完美的“洞穴阴影”，真正实在的是那个永恒不变、需要用纯粹理性（思辨）才能把握的“理型世界”（超越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挣脱现实的枷锁，灵魂回归那个超越的理型家园。

  • 知识的价值：在于“知”本身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开篇即言：“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 他将那些不为任何实用目的、仅仅为了知识本身而进行的学术研究，称为“第一哲学”，视为最高贵的智慧。这种“为求知而求知”（Learning for the sake of knowing）的精神，奠定了西方科学与哲学的根基。它相信，在纷繁复杂的世界背后，存在着某种永恒的秩序、规律和真理，而思辨就是通达这一真理的唯一路径。

  • 思辨方法的登峰造极 从古希腊的逻辑学，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繁琐论证，再到康德（Immanuel Kant）对“纯粹理性”本身进行的结构性批判，西方哲学展现出对“思辨”方法论的极致崇尚。它不断地发明概念工具，进行逻辑推演，构建庞大而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这种对抽象思辨的沉溺，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或许是“无用”和“空疏”的，但它恰恰锻炼了西方文明的抽象思维与逻辑分析能力，并最终催生了现代科学。

三、 两种精神世界的对话与反思

苗力田先生的论断，其深刻之处在于，它并非一个简单的优劣评判，而是揭示了两种文明在面对世界时，其“提问方式”的根本不同。

  • 概括的有效性与必要修正： 当然，任何宏大叙事都存在被反例挑战的可能。西方哲学史中同样存在着强烈的“现世”关怀，如斯多葛主义（Stoicism）的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以及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同样，中国哲学中也不乏深刻的超越性思考，如道家的“道”与佛学的“空”。 然而，这些并不能颠覆苗先生论断的根本洞察力。因为他所指出的，是两种文化“中心的”与“主流的”倾向。西方的实用主义，往往是为了反抗其过于强大的思辨传统而生；而中国的超越性思考，最终也大多被拉回到“经世致用”的轨道上来。

  • 结论的重大意义： 苗先生的结论，帮助我们理解了许多深层次的文化现象。为何现代科学诞生于西方而非中国？因为科学需要一种“学以致知”的纯粹好奇心作为原动力。为何中国历史上总能展现出超强的政治整合与社会动员能力？因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一套成熟的治国安邦之术。

最终，现世与超越，致用与致知，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人类智慧光谱的两极。 一种智慧，教会我们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中，寻求和谐与秩序，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人间；另一种智慧，则激励我们挣脱现实的引力，去追问那些关于宇宙与存在的终极奥秘，拓展人类思想的疆界。苗力田先生用他一生的学问，为我们点亮了这两条同样伟大、却又如此不同的道路。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如何让这两种智慧展开真诚的对话与深度的融合，或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