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将儒学带向世界的文化“大使”

本文为Gemini 2.5 Pro AI生成的内容，最后更新于2025年8月3日。

在当代新儒家（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的谱系中，如果说第一代是文化废墟上的“辩护者”，第二代是流亡中的“体系建构者”，那么第三代的旗手杜维明（Tu Wei-ming, 1940-），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化“大使”。他以其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长达数十年的执教生涯为基地，凭借流利的英语、广阔的国际视野和积极的公共参与，成功地将儒家思想从一个区域性的古老传统，转化为一个能够参与全球对话、回应现代性危机的世界性精神资源。

理解杜维明，就是理解儒家思想如何在20世纪下半叶，真正地“走出去”，并尝试为整个世界提供一种东方的智慧。

一、 生平与学术路径：从新亚书院到哈佛燕京

杜维明的学术道路，是一条典型的“集大成”之路，他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根基，又接受了最顶尖的西方学术训练。

• 早年师承：杜维明出生于昆明，成长于台湾。在台湾东海大学就读期间，他亲炙于第二代新儒家大师徐复观（Xu Fuguan）和牟宗三（Mou Tsung-san），为其奠定了坚实的新儒家思想基础。他是少数能同时传承港台新儒家两大学脉的弟子。

• 负笈哈佛，立足西方：1962年，杜维明赴美留学，进入哈佛大学深造，并最终获得博士学位。这一步至关重要，使他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世界学术的中心。此后，他长期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并于1996年至2008年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社长，成为继其老师杨联陞之后，又一位执掌这一世界汉学研究重镇的华人学者。

• 晚年回归与传道：退休后，他受邀出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创院院长，致力于在中国大陆本土推动儒学研究和人文精神的复兴，完成了从“走出去”到“带回来”的循环。

二、 核心思想贡献：为儒学赋予全球性意义

杜维明的贡献不在于像其老师牟宗三那样进行艰深的哲学体系建构，而在于他创造了一系列极具解释力和包容性的概念，成功地为儒学在当代世界找到了新的定位。

1. “儒学第三期发展”（The Third Epoch of Confucian Development） 这是杜维明提出的一个宏大历史叙事。他认为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 第一期：从先秦到汉唐，是儒家思想在中国本土的形成与发展期。
   • 第二期：从宋明到清代，是儒家对来自印度佛教的挑战做出回应，深化了自身哲学体系的时期（即“宋明理学”）。
   • 第三期：从19世纪至今，是儒家面对来自西方的、全方位的现代性挑战的时期。杜维明认为，这一期的核心任务，就是儒家如何回应并吸纳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价值，并最终发展为一种能够贡献于全球的普世哲学。

2. “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 这是一个极具创见的概念，它将“中国”的内涵从一个政治实体，扩展为一个开放的文化圈。杜维明认为，“文化中国”由三个同心圆构成：

   • 圆心：由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新加坡等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构成。
   • 第二层：由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人社群（Chinese Diaspora）构成。
   • 最外层：由世界各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参与研究和对话的非华裔人士构成，如汉学家、翻译家、艺术家等。 这个概念打破了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将儒家文化视为一个向全世界开放、可供全人类分享的精神财富。

3. “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 这是杜维明思想的哲学内核。他认为，儒家思想的本质是一种“精神人文主义”。

   • 它是一种人文主义：因为它坚持“人”是世界的中心，强调人的自我完善和道德实践。
   • 它又是“精神性”的：因为它并非纯粹的世俗主义。儒家讲求“天人合一”，相信人可以通过修身，与超越性的“天道”相通，从而获得生命的终极意义。这种“内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的特性，使其在提供精神慰藉的同时，又不必诉诸于一个外在的人格神，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有信仰但不迷信”的可能。

4. 文明对话（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杜维明是“文明对话”理念最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曾受邀参与联合国推动的“文明对话”项目，并坚信，在一個充满冲突的全球化时代，儒家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可以为建立全球伦理（Global Ethic）做出独特贡献。

三、 历史地位与评价：传承者、对话者与争议

杜维明在新儒家谱系中，扮演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但也伴随着一些学术上的争议。

• 传承者与对话者：他忠实地继承了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关怀，但将之从一种“哲学体系的内部论证”成功地转化为了“面向世界的外部对话”。如果说牟宗三是用中文向西方哲学进行艰深的“辩论”，那么杜维明就是用英文向整个西方社会进行开放的“对话”。

• 争议与批评：

  1. “哲学家”还是“发言人”？ 一些批评者认为，与牟宗三等体系建构大师相比，杜维明更像是一位儒家思想的“杰出代言人”和“文化活动家”，而非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哲学家。
  2. 过度美化儒家？ 也有学者批评，杜维明在向西方介绍儒家时，为了使其更易被接受，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淡化或美化儒家传统中与现代价值不符的方面（如等级制度、家族主义、对女性的压抑等），呈现出一个被“过滤”过的、过于理想化的儒家形象。

结论：

无论争议如何，杜维明的历史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他以其毕生的努力，成功地将儒学议题提升到了一个全球性的高度。他让世界主流学术界和思想界，开始严肃地将儒家传统视为一个活生生的、能够与现代世界进行有效互动的智慧源泉。在一个文化冲突日益加剧的今天，杜维明所倡导的“文明对话”和“精神人文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